國內房地產稅「消費」的先機

試點改革，是要付出代價的，但同樣也有巨大的回報。

1998年7月3日，國務院下發了《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

標誌着當年五大改革之一的「房改」，正式拉開了帷幕。

兩個月後，9月25日，時任貴州省副省長、省房改領導小組的組長，召開了全盛住房體制改革座談會，提出了貴州方案。

隨後，財政本就困難的貴州卻就一馬當先，為全國改革開啟了試點，積累貴州經驗。

「房改」的本質是「稅改」，通過推動住房的商品化為中央的改革發展汲取足夠的稅源，是要從根子上改變財政的主要來源。

而正是貴州的試點，讓五年之後的2003年，國務院推出了《國務院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18號令)，將房地產業定位為拉動國家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

國家選擇貴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裏的歷史包袱最輕，既沒有什麼大型國企，公職人員的規模也輕，改革阻力小，行動也就快，很容易打造樣板，進行全國的複製。

相反當時這場住房改革最為緊迫的，大量中央部委和央企匯聚的北京，卻是動作最慢的，讓這場上個世紀就啟動的改革，零零散散改到現在都沒有全改完。

這並不奇怪，熟悉歷史的都清楚，自兩千八百多年以來，中國的改革就少有從最硬骨頭啃起，往往都會選擇包袱輕，改革意願強的地區做試點。

譬如改革開放，一開始遼寧提出想試點，中央反覆考慮後否決，選擇了距離政治中心最遠，改革阻力最輕的廣州，並在小漁村畫了一個圈。

目的，就是降低風險，避免風險的擴散。

當然，風險與機遇，必然是共存的，中央為了推動改革，並樹立千金馬骨的標杆，普遍都會給予試點地區配套政策。

這就是很多人都難以理解的，給政策比給錢更重要。

給錢只是一時，給政策可以享受幾十年。

譬如全國最窮省份的貴州99年搞貨幣化房改，需要支付一大筆的費用，國家當時也沒有錢，就只能給政策，於是就有了後來堪比液體黃金的貴州茅台。

98年以前，茅台酒廠在全國17家酒企裏面，以利稅衡量，也就排在五到七名的中游位置。

可隨着貴州為全國「房改」衝鋒趟地雷陣，從99年開始，茅台也在國家政策的助推下，成為了行銷全國的獨家奢侈品，也成為省財政收入的擎天一柱。

而比給政策更重要的是給位置，有了位置就會有源源不斷的政策。

自76年以來，作為中國經濟龍頭的上海，說話卻沒有什麼分量，直至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開啟，作為稅改的第一先鋒，繳足了轉移稅、做足了樣板戲的上海，從此開啟了一路的逆襲。

同樣，安徽近年來抓住了改革的東風，引入和孵化了一大批符合國家戰略的企業，也是靠着從79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試點，到2000年取消農業稅的試點，讓安徽的發展與改革經驗，進入發改委後複製全國。

風物長宜放眼量。

財稅政策改革，是國家最重要的變法，舊稅源的逐步拋棄，也就意味着新稅源的開啟，搶佔了稅改先手，也就意味着搶佔了未來徵稅權的先機。

相比於貴州安徽等內陸地區試點相對依靠政策扶持，沿海地區試點之後，從廣東深圳的先進製造業，到上海浦東的現代金融業，都憑藉着向全國徵稅開啟了高速的發展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