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朱克伯格與G20的新兩稅

最近，聊了馬斯克（Elon Musk）的稅收觀以及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元宇宙觀。

對比瑞麗事件後國內的輿論風向，我們會隱約發現，不同於我們的關心困難群眾，美國的新一代精英們，野心勃勃開創新時代的同時，也在無情拋棄最底層的民眾。

這中美的新冠應對政策上，類似的差異也在出現。

東方選擇了對底層人民最負責任的動態清零，西方選擇了對上層民眾最有利的病毒共存。

這種底層邏輯的差異，也使得經濟與財稅政策上走向了兩個極端。

在中國，瑞麗封城經濟停擺，每人數十次的新冠檢測，成本不可能主要由底層人民承擔，必須讓中國的馬斯克們承擔更高的稅賦與第三次分配。

在美國，富裕階層控制的議會批不出足夠的資金以平復底層民眾的不滿，因此就必須要對新舊「黃賭毒」開個口子，讓底層民眾有釋放的途徑。

而這又加劇了人民路線與精英路線在生產力發展方向上的分歧。

走人民路線的中國嚴厲打擊各種新舊「黃賭毒」（譬如：醫美、直播是黃，教培、房產是賭，遊戲、網癮是毒），激發底層民眾活力與流動性，以其提高國家的整體生產效率。

而走精英路線的美國則押注在第一流的企業能夠帶來井噴的生產力，資源的高度匯聚以及政策的高度容忍，使得美中兩國的平台壟斷企業估值在今年走向了背道而馳。

這種差異，背後也都符合各自民眾的認知。

以前幾年被熱議的澳洲森林大火為例。

中國民眾普遍認為救火過程中付出代價是應當的，而科學家和西方精英則普遍認為大火掃蕩過後，優勝劣汰的「達爾文法則」，將更加有利於當地自然生態的發展。

雖然東方會嘲笑西方的政策，但是西方政策的背後，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隨着20世紀40年代核武器和抗生素的出現，將人類帶入到了一個新紀元。

在40年代之前，瘟疫與戰爭的頻發，通過一種模擬叢林法則的方式來競爭和淘汰，推動着人類DNA向着更高更快更強的方向進化。

譬如百分之六十的中國人都是四五千年前五個超級祖先的後代，只有最強的DNA與基因突變，才能夠在搏殺中傳承下來。

而在40年代之後，隨着大規模戰爭與瘟疫的絕跡，很多原本無法適應競爭的基因，就像動物園裏面的大熊貓那樣，可以躲過叢林法則而生存下來。

在如今的現代化社會里，哪怕是再普通的人，也有權利在福利的幫助下娶妻生子，延續自己的DNA。

隨着世界人口從上世紀40年代的20億，激增至如今的近80億，在資本家眼中，缺乏市場競爭力的無效人口越來越多。

因此，站在統治精英的角度，馬斯克不會認為自己有贍養底層民眾的義務，朱克伯格也不會對向底層拋售精神幻劑有負擔。

站在人類與科技發展進步的視角，資本的高度集中會帶來高速發展，而且相比於幾億年以來的通過死亡來淘汰，以及上世紀40年代氾濫的納粹思想，新一代資本家提供歡愉的精神幻劑已經非常人道了。

而且，這種視角之下，馬斯克把用在底層人民的福利用於發展科技，才能更早實現星際旅行；朱克伯格讓底層民眾掏錢買單，才能儘快孵化出新一代互聯互通科技的高效元宇宙。

這種觀念，很難用對錯來衡量。

馬斯克的試圖遠征火星與強漢的遠征西域和明廷的收復遼東，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輝煌之下都是要讓底層民眾承擔更重的「遼餉」；

同樣，朱克伯格的元宇宙與清廷的鴉片財政，也有着異曲同工，有底層群眾付出了這個代價，才會有「小站新軍」，以新的制度開啟新的征程。

甚至可以說，目前正在羅馬召開的G20以及會議上，正被着重討論的碳稅與數據稅，本質上也是一種被優化的「資本達爾文主義」。

隨着新「兩稅」的逐步鋪開，資本也能源會向更高效率的馬斯克們匯聚，用於星辰大海的科技探索；

落後國家的人民也可以靠賣碳稅和數據稅拿到國際低保，以極低的能源消耗，向朱克伯格們購買元宇宙的多巴胺服務。

站在後世歷史的角度，馬斯克和朱克伯格都是極其偉大的，他們正雄心壯志的開拓一個時代；而站在當代民眾的角度，則要看大家是不是時代車輪前進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