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國跨越中高收入階段的現實挑戰與路徑選擇

摘要：按照國際標準，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人均國民總收入（GNI）數據看，中國已邁入中高收入階段，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依據「十四五」規劃綱要的目標設定，預計到2035年，中國人均GDP和人均GNI將達到2萬美元，有望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然而，未來中國要跨越中高收入階段仍面臨一些現實挑戰，經濟增速放緩、人口老齡化、地方債務風險等將是主要障礙。本文認為，隨着中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加快，中國跨越中高收入階段具有現實可行性，但仍應全面客觀評估中國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到現狀和問題，從中長期視角觀察中國順利跨越中高收入階段到制約因素和主要障礙。如何破解這些發展困局和現實難題，關係到中國能否順利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建議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從內生性增長驅動和外部有利條件運用兩個層面着手推進經濟穩定增長、社會制度變革以及高水平對外開放，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以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抓住內外有利窗口期，穩步促進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和財富合理分配，構建起穩定的「橄欖型」社會結構，順利邁入中高收入發展階段。

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目標，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目前，中國進入「三新」階段（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新發展理念），國家將共同富裕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強調以共同富裕為價值導向，着手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因此，我們在討論跨越中高收入階段和進入高收入國家時，應將共同富裕置於前提。客觀上講，從總量和規模上看，中國雖然已經跨入中高收入階段，但從人均GDP、人均GNI等國際標準看，還不能算富裕，且存在區域發展不均衡、城鄉財富差距擴大化的趨勢。因此，從結構上看，中國還跨入中等收入階段還有一些內部不平衡問題，區域差異、城鄉差距以及財富分化等問題凸顯。對此，我們應有清醒認識。

中國跨越中高收入發展階段具有現實可行性，但其中面臨的矛盾、風險和挑戰較其他國家和地區更加複雜。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麼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後如何更好向前發展（習近平，2014）。中長期看，未來中國將面臨經濟增速放緩、區域與城鄉發展失衡、地方潛在債務風險溢出、人口老齡化加劇、居民債務水平偏高等中長期挑戰，成為中國跨越中高收入階段的主要障礙。為此，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在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標指引下，統籌協調經濟增長、民生福祉建設和社會發展，為中國成功跨越中高收入階段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促進高水平共同富裕。同時，既要學習和借鑑跨入高收入國家的成功經驗，也要吸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深刻教訓。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術界對貧富差距、社會不平等、「中等收入陷阱」和收入分配等議題進行了大量富有創見性的理論與實證研究，這些研究既有實證、量化模型研究，也有政策、國際比較研究。雖然關於收入分組、中等收入陷阱等研究仍有較大爭議，但理論界和政策層圍繞跨越中高收入階段的研究卻不斷結出豐碩成果。事實上，作為發展中國家和後發國家，中國在跨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也面臨許多相似的難題。據聯合國《2020年世界社會報告》，全球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不平等加劇的國家裏，自1990年起，全球收入不平等現象開始加劇，2016年後，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化趨勢明顯。1952-2012年，全球超過42個國家和地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6個國家和地區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秦佳，2014）。因此，對於絕大部多數國家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成為實現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重要一環，這一環「牽一髮而動全身」，極其重要。

近年來，中國將共同富裕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到2035年，實現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而中國在順利進入到中高收入階段（2019年人均GNI首度超過1萬美元）後，應從中長期視角剖析未來跨越中高收入階段的主要障礙。一方面，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均面臨經濟增速放緩、居民債務過高、人口老齡化等問題，收入差距擴大和區域不平衡、財富分化等較為普遍，許多國家未能有效應對貧富差距擴大問題；另一方面，中國收入差距擴大和財富分化問題具有特殊性，與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階段、市場化發展程度和具體國情等密切相關，對此，我們應吸取其他國家經驗教訓，積極主動應對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和社會財富分化的現實挑戰。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於居民收入分配、貧富差距、財富分化、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開展了頗多理論與實證研究。

一是關於共同富裕的研究。共同富裕是通過矯正和補償制度性因素導致的不平等，讓全體人民有機會、有能力均等地參與高質量經濟社會發展、共享發展成果（鬱建興，2021），「紮實推動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徵程之際作出的重大戰略延展和莊嚴承諾，致力於推動社會主義向更高階段邁進（王若磊，2021），通過新的政策路徑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對於實現社會收入分配公平、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等意義重大（龔六堂，2020）。

二是關於居民收入分配的研究。經濟增長、收入再分配和社會保障、公共產品和基礎設施以及制度等對是收入差距產生的重要因素（王小魯，樊綱，2005）。近年來，中國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分配更加不平等，表現為份額增加很快和分配不平等程度更高兩大顯著特徵（李實，2020）。實證研究提出，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未明顯擴大，也未出現持續且顯著的縮小趨勢，意味着中國收入分配的演變正處於收入分配差距高位徘徊階段（羅楚亮，2021）。

三是關於居民財富分化的研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構建的中國居民收入與財富調查數據庫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居民財富差距主要由家庭房產所導致，其對財富差距的貢獻超過了 70%（楊燦明，2019）；2008 年以來，中國居民分配格局出現分化，內在邏輯在於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大幅增加，同時因房地產、股票等投資收益較大，使得財富分配差距擴大（袁佳，2019）。

四是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從國內外文獻中發現，中等收入陷阱客觀存在（楊海珍，2021）。一個國家在擺脱貧困陷阱後可能因種種因素在中等收入階段停滯，無法跨入到高收入階段（Kharas，Kohli，2011），秦佳（2014）的實證量化研究提出，1950-2012年間在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停留的時間分別為25年和18年，如果一個國家在兩個階段停留超過43年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中等偏下收入階段後期和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前期，增長速度在國家之間有一定的「趨中」趨勢，而到了臨近高收入門檻時，增長速度的離差再次擴大（蔡昉，2019）。

總而言之，國內外從不同側面就居民收入差距相關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取得了較豐富的成果。目前看，學術界關於中國未來跨越中高收入階段的研究仍然偏少，部分研究成果側重微觀，宏觀政策分析較為薄弱，部分研究過於倚重國際經驗，存在「水土不服」的短板。總結前述研究成果，結合筆者個人思考，關於未來中國跨越中高收入階段的研究，有必要關注幾點關鍵性的趨勢：

一是需進一步梳理中國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居民收入、財富分配以及負債、槓桿率等具體指標數據分佈情況，把握研究共同富裕背景下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現狀；二是需從國際比較視野出發，並依據中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國情，從宏觀、中觀和微觀等不同層面進行問題剖析；三是從中國的經濟制度和國情實際出發，着重探討形成解決長期困擾世界各國收入差距問題的中國方案，跟蹤研究中國共同富裕背景下居民收入分配與財富分化等問題，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從政策層面謀求有效解決路徑。

二、基本概念和標準界定

世界銀行主要依據人均國民總收入（GNI）衡量各國經濟發展水平，通常分為四組，即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其中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合稱為中等收入國家。世界銀行2020年版標準以1036美元、4045美元以及12535 美元作為劃分低、中低、中高和高四個收入組別。需要說明的是，世界銀行針對不同收入分組的量化標準是動態和不斷調整的，與經濟發展水平保持一致性。

從總量數據和人均方面量化，中國在2019年成為中高收入國家，期間中等收入階段經歷了19年時間。根據中國社科院的預測，以未來十五年中國經濟增速年均5%的預測值為基準，到2025年人均GDP將達1.4萬美元（高收入國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可達2.3萬美元（高收入國家中間組）（蔡昉，2021）。基於中國經濟總量、人口老齡化規模、區域發展與城鄉不均衡等多重因子，未來中國跨越中高收入階段的難度也比較大，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分析。

第一，中國跨過了中等收入階段，但並不意味着中國跨過了普遍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從實證研究發現，全球100多箇中等收入國家僅有少數幾個跨過了中高收入階段，絕大部分長期停留在在中等收入階段，難以實現更大的跨越，部分國家如巴西、阿根廷等過去發展潛力較大的新興市場國家均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發展停滯，通貨膨脹嚴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看，中國基尼係數近年來處於小幅縮小的趨勢，但與德國、英國等高收入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貧富差距問題。對此，我們應着重解決好邁入中高收入階段後，因經濟增速放緩、資本擴張以及國際金融形勢變化可能造成的貧富差距再次擴大的問題。

第二，中國人均GNI和人均GDP的發展水平距離發達國家還有較大的差距。在中等收入階段，出現了與發達國家和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同樣存在的收入差距擴大、財富分化等普遍現象，而中國在人口老齡化、地方債務風險、居民槓桿率等面臨的壓力和挑戰要大於過去跨越中高收入階段的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按美元計，2019年高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的人均GNI分別為44483美元、8833美元，而中國2019年人均GNI為8223美元（接近中高收入國家），但與高收入國家相比差距還非常大。因此，我們應認識到，中國目前仍處於中高收入國家的初級階段，距離跨入高收入國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這也印證了中國跨越中高收入階段的難度較大。

三、目前中國跨入中高收入階段的發展現狀

按照世界銀行標準和聯合國報告，中國已經邁入中高收入階段，成為中等收入國家。與此同時，由於區域發展、城鄉發展不均衡，中國居民人均收入並不算高，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且由於房地產和資本市場的發展，中國居民財富分化有擴大的趨勢。

（一）人均GNI實現大跨越，但距離高收入仍有較大差距

縱向比較，中國人均GNI從1962年的約70美元升至到1978年的200美元，屬於低收入階段。自1978年開始，中國經濟較快增長，人均GNI水平大幅提升。2010-2019年，中國人均GNI從4340美元升至10410美元，較1962年增長近145倍，2019年人均GNI首次突破1萬美元，正式中高收入階段，躋身中等收入國家。

橫向比較，依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中國人均GNI在1962年僅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14.6%，2018年則達世界平均水平的85%，較1962年提升超過70個百分點。世界銀行公布的人均GNI排名，中國從2000年（207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名僅為第141位，到2019年（192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名升至第71位，實現了較大跨越。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經調整後中國國民淨人均收入與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差距還比較大，2019年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國民淨人均收入在32663美元，而中國僅為6651美元，二者相差近5倍。從絕對值看，中國國民淨人均收入從1996年的916美元增至2019年的6651美元，增長超過7倍；從增長率看，中國國民淨人均收入年增長率要遠高於經合組織成員國，與中國經濟增速報酬基本一致。但值得關注的是，隨着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中國國民淨人均收入增長也出現了放緩的趨勢。

總體而言，中國的人均GNI年增長率與經濟增速保持基本一致，隨着經濟增速處於持續放緩的趨勢，中國人均GNI年增長率也在持續下降。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人均GNI年增長率8.89%上升至2007年的14.09%高點後開始下滑，2019年中國人均GNI年增長率降至5.89%，期間降幅達58.2%。因而，討論推進中國跨越中高收入階段時，與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做橫向比較與縱向比較結合，並考慮到中國經濟總量規模、人口規模以及內部經濟結構、區域等特性。未來，推動共同富裕的行動路徑應當主要基於中國豐富的經濟社會實踐及獨特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鬱建興，2021）。

（二）居民儲蓄率呈持續下滑態勢，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偏低

隨着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升，國民儲蓄意願和傳統的思維發生更迭，整體看中國儲蓄水平呈持續下降趨勢。根據世界銀行數據：

（1）淨儲蓄佔GNI比重。1982-2019年間中國淨儲蓄佔GNI比重均值為29.41%，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分別為5.58%、15.76%，而中國在2008年達到歷史高峰38.5%後持續下降，2019年更降至27%；（2）總儲蓄佔GNI比重。1982-2019年間中國總儲蓄佔GNI比重均值為42%，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分別為21.89%、29.26%，而中國在2010年達到歷史高峰51.55%後持續下降，2019年更降至43.92%。與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相比，中國居民儲蓄率仍居於較高水平，但未來儲蓄率可能還會持續下降。

統計學上看，中國進入到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但從具體的結構分佈看，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兩方面比較突出的問題，其一是整體人均收入偏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0年全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2萬元（按當年平均匯率6.89計算，折算成美元約4667美元），按照國際標準，還未達到富裕階段。國際比較，中國居民部門初次分配收入佔國內總收入之比不僅低於美國、日本、歐盟等高收入國家 ，而且低於巴西、南非等中等收入國家；其二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還比較大，2020年中國城鎮、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4.38萬元、1.71萬元，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值為2.56，且城鄉人均收入因區域發展不平衡較為分化。

國際經驗看，曾被視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的日本長期是工業化國家中儲蓄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但自上世紀90年代起，日本家庭儲蓄率就從10%下滑至90年代末的5%，2009年僅略高於2%，而當時的財政赤字超過GDP的7%，致使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增長、低通脹和低利率。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巨大的儲蓄短缺、大量的借貸和房地產投機，使得美國家庭無法償債付息，引發違約潮。因此，根據當前中國的居民收入水平看，未來仍需保持穩定的儲蓄率區間和合理的居民債務水平，這對於中國順利跨越中高收入階段仍具有現實意義。

（三）居民收入差距有縮小跡象，而財富分化有擴大化趨勢

由於社會生產率水平提升以及新興產業崛起，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新經濟、新業態和新模式不斷湧現，使得勞動報酬收入結構和來源發生了深刻變化，而人工智能、網路和科技數字化的出現使得大量人工勞動被機器和自動化替代。中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以及基礎服務行業本身的附加值較低，處於產業鏈的低端，在要素市場中的競爭力相對較弱，導致勞動報酬的基點和增長潛力變得十分有限。在中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化轉型的過程中，大量的農民工群體成為城市建設和服務的主力軍，包括城鎮裏的中低收入群體，這些群體的人均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並不高。

按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標準，基尼係數在[0.4，0.59]區間內表示指數等級高（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指數等級極高（差距懸殊）。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從2008年的0.49的高位降至2019年的0.465，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近年來中國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加強稅收調節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由於樣本偏差，高收入人群樣本在抽樣中被遺漏，收入差距則被低，中國居民收入近年來有逐漸縮小的跡象，不意味着基尼係數長期下降（李實，2020）。招商銀行私人銀行報告數據顯示，2006-2020年中國高淨值人群數量增長達14.5倍，可投資資產規模增長超過16倍，反映了社會財富向高淨值群體集聚的趨勢。

根據多方研究驗證，近年來中國居民財富收入差距有逐步擴大的趨勢。據中國人民銀行《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中國城鎮居民家庭户均總資產317.9萬元，資產分佈分化明顯；家庭資產以實物資產為主，住房佔比近七成，住房擁有率達到96.0%；金融資產佔比較低，僅為20.4%。中國居民集中於房產配置產生的財富增值效應不具有可持續性，並存在流動性風險。以日本為例，自21世紀90年代日本經歷房地產泡沫後，經濟陷入蕭條，日本居民財富大幅縮水，將日本拖入「衰退的二十年」。當前，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房地產市場運行和居民資產配置應注重吸取他國教訓。

根據世界不平等數據庫（WID），中國不同人群的財富份額在1978-1995年一直處於較為穩定的結構，自1996年起，市場經濟改革加快進程，對外開放提速，四類人群的財富份額開始出現明顯的分化現象。其中，前1%和10%的人群的財富份額快速上升，二者分別從1996年的17.1%、43%升至2015年的29.63%、67.41%；而前40%和後50%的人群財富份額卻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二者分別從1996年的41.32%、15.37%降至2015年的26.15%、6.44%。這一組數據反映了中國居民從收入分化向財富分化轉移的趨勢性特徵。

（四）居民收入仍以工資性收入為主，其他收入佔比偏低

根據國家統計局城鄉一體化居民收入與支出年度調研數據看，中國居民的收入仍以工資性收入為主，經營、財產以及轉移淨收入等佔比仍然偏低，而且居民工資性收入的增幅並不高，且自2013-2020年，中國居民工資性收入的佔比在逐漸下降。橫向比較，中國居民勞動報酬收入佔比較高收入國家仍偏低，也低於部分中等收入國家。實證研究表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以及高收入國家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勞動收入佔比方面有顯著差異。典型的高收入國家如美國、日本的勞動收入佔比均超過50%，而墨西哥、菲律賓等「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勞動收入佔比處於20%-30%之間。

《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17）》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自1998年以來持續下降，已經累積了比較大的降幅。2009年，這一下降趨勢得以逆轉，但回升速度比較緩慢。國際比較看，按照經合組織國家收入法統計的國內生產總值，2018年中國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例為51.8%，同期美國的佔比為53.2%，德國、法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佔比均超過52%以上。因此，提高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同時，還應提升勞動報酬的佔比，這也是居民初次分配的重要基礎。

近年來，隨着平台經濟如外賣、共享出行、快遞等行業興起，「零工經濟」成為一部分城鄉就業人群的重要就業渠道，以此獲得勞動報酬。數據顯示，2020 年中國勞動力人口 8.8 億，其中靈活就業人數規模達2億，網路靈活就業人數達 8400 萬。但是，由於平台經濟的勞動保障機制不健全，這部分群體的收入並不穩定，一旦遭遇內外外部風險，以工資性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群體受影響更大。同時，中國當前乃至今後一段時期還面臨用工成本上升、人力資源供需不匹配等問題，如何平衡好企業用工需求、勞動報酬提升與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關係，是穩步推進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的關鍵。

（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較大，不同群體收入有所分化

1978年後，中國大力推進東部沿海城市開放開發政策，促使資金、技術和人才等在核心城市群集聚，大規模城市化帶來發展紅利，推動城鎮居民收入和財富快速積累。農村地區率先通過家庭承包責任制和發展鄉鎮企業開啟市場經濟，但由於農業經濟增收有限，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後，很難享受到沿海城市政策驅動和產業集聚帶來的收入增長機會。根據世界不平等數據庫（WID）數據，中國農村地區前10%和後50%的群體收入份額差距從1978年的-1.58倍擴大至2015的23倍；同期，城鎮地區從1978年的-13倍擴大至2015的14倍。數據直觀反映了城鄉內部出現的收入分化現象。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居民收入仍以工資性收入為主，主要部分是勞動報酬。城鎮部分群體以及農村地區大部分群體的工資性收入來源較不穩定，農閒時主要靠打零工獲得短時勞動報酬，其他主要依靠農作物如糧食、部分經濟作物等獲得一定收入，反映了農村地區市場經濟發展程偏低，導致收入增幅空間受限。世界不平等數據庫（WID）的數據也反映了農村地區貧富差距的形勢較城鎮地區更為嚴峻，進一步表明國家通過「脱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着力解決農村地區貧困問題的決心和意義。

四、未來中國跨越中高收入階段的主要障礙

未來中國跨越中高收入階段不僅面臨經濟增速放緩問題，而且存在地方隱性債務風險偏高、居民部門高槓杆率、人口深度老齡化等中長期挑戰，這些將成為中國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主要障礙。

（一）經濟增速放緩與人口老齡化，居民收入增長動能減弱

1.經濟增速放緩過快與未來增長壓力較大，居民收入增長潛力有待激發。自2010年起，中國經濟增速從當年的10.6%的高點一路降至2019年的6%左右，近十年經濟增速降幅超過43%，經濟增速放緩的節奏過快。相較於新加坡、美國以及德國等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步入高收入階段後，經濟增速仍能保持在2%~4%區間內，而少部分中高收入國家則保持5%~6%的經濟增速，即使出現了經濟增速放緩的趨勢，但放緩的速度相對較慢。由於新冠疫情的衝擊，中國經濟遭遇到了短期重創，但仍在2020年保持2.3%的正增長，凸顯了經濟韌勁。但更應關注經濟持續放緩的節奏和進程。

「十四五」規劃綱要未提出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但設定了潛在的目標底線，經濟增長目標以定性表述為主、隱含定量表述。據人民大學研究團隊預估，2020-2035年均增速設定在4.8%左右、2020-2025年均增速5.5%-6%具有合理性。而人均 GDP 增長率偏低是導致這些經濟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直接原因（陶振全，2017）。目前，中國經濟正處於「換擋降速期」，期間會經歷轉型陣痛，新舊動能轉換難度加大，新的經濟增長點培育要歷經較長時間。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水平的經濟驅動力在中等收入階段很有可能失效，因此需挖掘出增長的新潛能（Spence，2011）。如果未來經濟增長動能減弱，可能對居民收入增長造成拖累，跨越中高收入階段的難度將加大。

2. 人口老齡化形勢日益嚴峻，「人口紅利」消退與人口養老赤字擴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末，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超2.64億，佔比達18.70%，較2010年上升5.44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超1.3億，佔比達13.5%。根據國際標準，中國已經進入到中度老齡化，而人口老齡化加快將會導致勞動力供給數量逐步減少，家庭養老負擔和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壓力增加。一個國家或地區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並且就業水平高意味着其人口紅利更加充分地實現（秦佳，2014）。中國目前處於向深度老齡化的趨勢之中，並伴隨「少子化」的現象，「人口紅利」可能會逐步消退。

普遍的研究共識認為，人口老齡化的造成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重要誘因，基於未來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需求不足和供給不足造成經濟增長低迷。由於勞動力的稀缺對勞動力供給產生了自然約束，資本的邊際產值也隨之下降，宏觀經濟增長將受阻（白川方明，2012）。以日本為例，根據日本總務省2020年公布的數據，日本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28%，人口老齡化形勢十分嚴峻，成為日本經濟長期陷入「低通脹、低利率、低增長」的主要原因。因此，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關乎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增長潛力。

據中國社科院《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2019年中國當期養老金結餘總額是1062.9億元，到2022年達到高峰後，就開始持續下降，到2050年當期結餘已經達到-11.28億元，處於負增長階段，預計該結餘2027年達到峰值並在2035年耗盡。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中國共有140多個地級及以上市的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4%，處於深度老齡化，集中在東北、長三角等區域。未來，中國人口老齡化區域分化加劇，區域養老金餘額分佈不均衡，地方養老財政支出壓力劇增，「養老赤字」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

（二）區域發展仍不平衡，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累積

1.區域發展不平衡與城鄉發展不均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化。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結構佈局的差異直接導致居民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傳導至居民金融資產和房產等配置結構層面，逐漸形成財富分化格局。核心區域金融服務配套設施更為齊全，要素市場流動性強、交易量活躍，邊緣地帶或偏遠地區的資源流動性較差，使得居民財富分化等問題凸顯；另一方面也折射了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是一個長期挑戰，如何實現區域協調發展不僅關係到中國經濟增長潛力釋放的可能性，更關係未來推動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的可能性。從結構化層面看，區域發展失衡衍生出許多的的新挑戰，如產業鏈協同效率低、要素資源流動受阻等，可能加劇區域居民收入分化。

區域發展不平衡還體現在城鄉發展不均衡，一方面是由於中國城鄉在地理分佈、資源要素、人才、市場以及產業佈局方面差距較大，由此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而且在不同區域城鄉收入比也存在較大的差距。從內部看，農村地區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偏低，而工資性收入較不穩定，而部分城鎮地區居民的收入增長也遭遇到新的難題，這也能夠解釋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人口向東南沿海發達城市遷移、農村人口向城市大量遷移的原因。從近幾年的趨勢看，由於「脱貧攻堅」和財政加大農村地區轉移支付，產業脱貧、金融幫扶等工作深入開展，促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收斂，但絕對值仍然偏高。同時，區域發展不平衡和城鄉發展不均衡二者疊加，也使得不同區域城鄉居民收入和農村地區內部收入差距呈分化格局。

2.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與財政收支失衡，將制約民生建設與公共服務供給。由於統計口徑差異和計算方法不盡相同，目前對於地方債務以及地方隱性債務的數據評估還有一些爭議。根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截至2020年12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25.66萬億元。其中，一般債務12.74萬億元，專項債務12.92萬億元。據國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測算，2019年中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達42.17萬億元，約為顯性債務（21.31萬億元）的兩倍，二者相加後使得中國地方政府負債率超過240%。地方國企債務和地方融資平台債務使得地方政府和企業二者的債務邊界雜糅在一起，遠遠超出企業自身的債務償還能力（張明，2021）。中國地方政府債務水平仍偏高，長期看對居民收入增長的拉動效應減弱。

近十年來，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和隱性債務持續攀升，逼近國際警戒線。據蒙格斯報告，從2020年起中國地方債務進入兑付高峰期，2021年地方債、城投債到期規模分別增至2.67萬億元、2.9萬億元。同時，財政收支矛盾還將不斷擴大。據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發布的《中國財富政策報告（2021）》，2021年中國財政收支缺口為4.7萬億元，至2025年預計將達10.7萬億元。地方政府還本壓力增大，部分財力有限的地區信用風險增加，將制約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公共服務供給也將受到一定製約，不利於居民收入增長和地方民生建設。

（三）居民負債偏高與過度借貸，削弱未來居民收入增長空間

1.居民債務持續攀升與槓桿率偏高，可能會進一步擠壓消費內需發展空間。近十年來，中國居民部門普遍步入高負債、高槓杆率階段。根據社科院發布的報告，中國居民部門槓桿率從2009年的23.5%快速上升至2020年62%左右；居民總負債從2009年的73.91萬億元升至2019年的232.46萬億元，十年間增幅超過214.5%。與國際比較，中國居民槓桿率和總債務水平並不高，但增幅明顯高於全球主要發達國家。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中國居民槓桿率從2008年17.9%升至2020年末的67.1%，十二年間增長近3倍，增量位列所統計的43個國家和地區第一位。居民高槓杆率和高負債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利息，這將會消耗大量的居民收入，稀釋居民財富。

中國居民債務和槓桿率之所以逐步加快攀升的趨勢，主要是源於居民消費內需激活，而其中最大的一部分負債是房地產投資。據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9》數據顯示，2008-2017年，個人住房貸款餘額從3.0萬億元增至21.9萬億元，佔住户部門貸款餘額的比例保持在45%-50%。居民家庭將過多的財富和資金投入到房地產市場，而大部分依賴銀行信貸，對消費產生了較強的擠出效應，不利於激活龐大的消費內需市場，也會削弱經濟的內生性增長動能。居民過多配置房產和依賴加槓桿的模式，揹負了過重的債務壓力，一旦出現房地產市場價格震盪或持續下跌，可能造成潛在的債務危機。

2.過度借貸與超前消費現象較為突出，對未來創新驅動和居民收支平衡不利。步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社會儲蓄尋求更高金融資產收益的傾向明顯上升（潘宏勝，2018）。近年來，消費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顯著提升，據國家統計局2020年公布的數據，2020年消費對中國GDP增長貢獻度達到54.4%，最終消費支出佔GDP比重達54.3%；2011-2019年，中國的消費率平均為53.4%。由於近年來，金融創新過度和複雜化設計，導致網路消費和網絡借貸平台無序發展，加之中國個人徵信體系建設不健全，致使年輕消費群體出現超前消費、過度透支和非法借貸等問題頻現，嚴重超出還款能力，對年輕群體的收入支出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實踐證明，過度借貸會造成居民家庭承擔較高利息支出，年輕群體儲蓄率嚴重不足，大量透支也會削弱居民收入增長的可持續性，並可能挫傷未來創新動力。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8》，2013-2017年，P2P（包括企業貸款和個人貸款）等網貸行業貸款餘額的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159%。中國銀保監會數據顯示，2008-2020年間中國銀行卡期末授信總額和銀行卡未應償信貸總額均大幅上升，二者增幅分別高達190%和495%。上世紀90年代，韓國政府為扶持居民消費，放鬆消費金融監管，信用卡業務和消費信貸突飛猛進，最終導致居民家庭過度借貸，銀行壞賬攀升，以致於引發嚴重信用卡危機。中國剛躋身中等收入階段，應吸取前期日本、韓國在發展消費金融方面的教訓，有序推動消費金融規範經營和健康可持續發展。

（四）資本無序擴張與技術壟斷造成行業群體收入分化

1.資本無序擴張和過度金融化趨勢，引發金融資源分佈不均和社會財富分化。貨幣化、資本化持續積累和社會財富增加引致金融深化進程加快（潘宏勝，2018）。從兩個層面看：一是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過度擴張，催生了資本泡沫，致使傳統產業衰落；二是資本所得與勞動報酬分配不均衡，管理層與員工收入差距擴大。一旦社會經濟增長放緩，資本收益率就可能超過經濟增長率，從而強化資本積累在獲取財富中的比重（托馬斯·皮凱蒂，2013）。以拉美國家為例，由於財政赤字和大量印刷紙幣引發嚴重通貨膨脹，由此也直接造成貧富差距擴大，並最終拖累經濟增長，成為惡性循環，使得這些國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難以扭轉發展頹勢。

中國金融化存在結構性特徵，大量金融資源集中於少數行業，形成部分行業金融資源過剩和局部泡沫，另一部分行業則面臨融資困難（劉錫良，2018）。從兩個層面看：一是由於資本逐利性和金融創新氾濫，許多實體企業謀求多元化經營，高負債和高槓杆盛行，造成債務負擔過重和重資產，頻繁出現兑付和違約風險，甚至引發破產倒閉危機，對社會財富造成比較嚴重的損害；二是大量興起的平台企業、網路科技企業等依託資本、高槓杆和技術壟斷等實現「跑馬圈地」、監管套利（如P2P），引發日益突出的社會財富分化問題。

2. 數字經濟發展和科技發展重構勞動關係，技術壟斷引致不同行業收入差距擴大。數字不平等作為中介一方面再現了線下社會分層，另一方面以強化或重塑的形式對社會分層起到反向作用（趙萬里，2020）。隨着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大量出現，人工勞動被大量的機器和自動化所替代，傳統行業群體面臨更大的失業風險，而共享經濟模式引發的勞動關係重構，使得傳統的薪酬機制也在發生變革。數字經濟時代，掌握重要訊息和技術的群體會享受更多發展紅利，而缺乏相應學習培訓經歷的群體則會失去勞動市場競爭力，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收入報酬的差距會擴大。

人工智能（AI）可能影響就業結構並在一次收入分配環節加劇收入和財富不均矛盾（項兵，2020）。如圖12所示，中國城鎮非私營單位不同行業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存在分佈不均衡的現象，以訊息科技為代表的高附加值行業的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絕對值明顯高於傳統的農林牧副漁、批發零售等行業，2020年訊息科技行業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達17.75萬元，同期農林牧漁、住宿餐飲、批發零售三大行業平均工資分別為4.85萬元、4.88萬元、9.65萬元，絕對值相差過大。近年來一些以新興的文化娛樂、休閒服務以及網路直播等行業收入明顯偏高，偷稅漏稅現象普遍，以此獲取非法高額收入。因此，依法取締非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十分緊迫。

五、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國跨越中高收入階段的路徑選擇

基於中國經濟發展走勢和內外部形勢，中國要成功跨越中高收入階段應堅持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標，統籌經濟、社會、民生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加註重解決居民收入分配以及貧富差距過大等問題，以促進中國在共同富裕目標上取得實質性進展。

（一）以經濟高質量發展為主線，夯實共同富裕物質基礎

1.保持經濟增速穩定可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踐證明，促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首要前提仍是發展經濟。一是通過科技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經濟方式和發展模式的轉型，尋求經濟發展與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平衡，為居民收入增值奠定堅實基礎；二是強化跨周期政策調節力度，精準把控財政與貨幣政策實施力度、空間和預期，深化「六穩六保」政策，適時推動定向降準，重點支持受到疫情衝擊較大的中小微企業，促進就業穩定，鞏固居民收入穩定可持續增長的優勢；三是進一步推動產業鏈結構升級和加大科技創新，穩妥推進新舊動能轉換，為經濟增長賦能，確保核心技術和關鍵領域的自主權，促進產業鏈價值鏈提升，增加更多附加值，為企業和居民拓寬財富增長空間。

2.深化居民收入分配製定改革，促進高水平共同富裕。一是積極運用和發揮三次分配各自的優勢和作用，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強調以初次分配為基礎，做大經濟發展和收入規模的「蛋糕」，並改革個人所得稅和財產性收入稅收等現有機制，提升勞動報酬佔比，促進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速與經濟增速基本保持一致；二是充分運用財政轉移支付和稅收工具，通過政策兜底、產業幫扶以及民間投資等多種舉措支持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積極改善就業狀況，鞏固「脱貧攻堅」成果，切實增加城鄉中低收入群體收入來源，拓展居民收入增長空間；三是大力倡導第三次分配，鼓勵和引導社會企業、公益組織和個人等參與到慈善公益事業，給予更多弱勢群體社會關懷，促進社會公平和平等；四是加強依法打擊非法高收入和灰色收入，對於一些高收入行業和群體加強法治規範，防止出現因資本套利、監管套利以及其他偷稅漏稅行為，堵住初次分配環節的法律和制度「漏洞」。

（二）積極穩妥化解地方債務風險，促進地方經濟健康運行

1.積極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嚴格規範政府發債融資。地方債務風險關係到地方經濟和民生髮展。一是要統籌制定完善地方債務和隱形債務風險處置應對方案，壓實各級部門和地方政府主體責任，嚴格貫徹落實地方債務風險處置、地方發債融資以及地方融資平台監管規定；二是要嚴格規範地方舉債行為，持續落實《預算法》等法律法規條款，針對地方政府發債給予明確標準，設定「紅線」和「底線」，健全地方政府發債專款專用制度，要求發債行為與償債能力相匹配，嚴格控制存量隱性債務規模；三是規範地方政府部門依法償債，對地方政府的舉債、償債、擔保等進行嚴格規定，規範推廣運用PPP模式，保障民營資本合法權益，維護地方政府信用和信譽。

2.持續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大力實施新型城鎮化建設。實證研究表明，中國居民收入與財富分化的主因在於區域發展失衡、城鄉發展不均衡。對此，建議從兩個層面着手：一是搶抓國家重大區域戰略佈局機遇，深化重點區域經濟、金融和優勢產業佈局，促進產業鏈協同，以核心城市群帶動重點都市圈發展，以重點都市圈輻射到發展基礎薄弱、產業和市場化程度較低的衛星城市等，實現「以點擴面」的發展格局，帶動輻射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二是深化並城鄉融合發展戰略，在促進農村人口走向城市化的同時，健全公共服務配套政策體系，增加更加公平、普惠和均衡的公共服務供給，並堅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對於農村地區居民進行重點產業幫扶，促進減貧工作長效機制建設，拓寬農村居民收入來源，鞏固「脱貧攻堅」成果，促進農村地區居民收入穩定增長和財富積累。

（三）更加重視民生事業發展，更好地促進人民美好生活

1.健全城鄉社會保障機制建設，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需要綜合施策。一是各地方要貫徹落實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政策部署，從養老產業、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供給等多個層面健全政策體系；二是要健全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制度，防止出現「因病致貧」、「因教致貧」問題，推動全民社會保障體系覆蓋，完善大病醫保統籌，促進城鄉醫保和公共服務均衡供給；三是要加大金融扶貧力度，藉助金融扶貧、產業政策扶持等有效舉措，改善偏遠農村地區、城鄉接合部居住環境，完善配套公共交通、醫療、教育以及社會福利機構，滿足城鄉居民公共服務需求。

2.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加大民生金融發展。金融在實體經濟發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擔負推動中國跨越中高收入發展階段的重要動能。一是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聚焦鄉村振興、新基建、綠色金融等「十四五」時期重點佈局，加大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供給，滿足新興產業、重點民生領域投融貸債需求；二是以防範金融系統性風險為根基，堅守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思維，加強各類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加大對金融機構貫徹落實國家重大產業、區域發展等政策部署的監督檢查，引導金融機構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三是聚焦居民財富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等民生金融事業發展，引導居民優化資產配置結構，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實現居民財富增值保值，增加居民更多財產性收入。

（四）加大人力資本教育投入，重視中低收入群體教育培訓

1.加大人力資本教育投入，激活人力資本紅利。中國面臨「人口紅利」逐步消退後的轉型困境，如而中國人力資本存量較大，由此決定的人力資本外溢性較大（李正彪，2021）。建議從三個層面着手：一是高度重視城鄉義務教育發展，着力提升廣大農村地區、偏遠山區基礎教育發展水平，改善當地教育環境和教育質量，促進城鄉教育發展均衡；二是強化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有效銜接，着重以國家經濟發展和市場需求為導向，健全職業教育財政投入機制，完善職業教育教學體系，兼顧中等職業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培育更多專業化、實用性人才；三是以培養複合型、高素質人才為理念，提升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發揮全國性高等院校和區域性、地方性高等院校的各自資源優勢，促進人力資本快提升，增強人口紅利優勢。

2.重視中低收入群體職業教育培訓，增強收入創造能力。中國中低收入群體之所以難以獲得更多的收入，仍在於自身的教育培訓缺乏，收入創造和財富積累能力薄弱，對此，建議從三方面着手：一是加大對中低收入群體的教育培訓力度，國家和地方層面應建立健全針對中低收入群體的勞動技能提升、再就業培訓等制度，鼓勵企業和社會公益組織發揮各自力量，投入到公益培訓教育；二是針對農村地區就業群體開展專項職業教育培訓工作，並因地制宜建立長效機制，幫助更多弱勢群體增加教育培訓經歷，包括農業農技、普惠金融教育、生態旅遊產業等相關技能，幫助拓寬更多收入來源；三是針對中老年就業群體要給予特殊照顧，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建設老年大學、中老年培訓教育機構等，鼓勵和引導中老年人再就業。

（五）優化居民房產資產配置結構，促進消費金融有序發展

1.強化實施房地產長效管理機制，優化居民配置結構。由於中國房地產市場較為複雜，必須抓住房地產長效管理這個「牛鼻子」。一是要探索穩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部分城市房產稅徵收試點，持續優化「因城施策」和預期管理機制，打破房地產價格「只漲不跌」的誤區，引導居民合理配置房產；二是因地制宜推進各地住房租賃市場建設和城市保障房建設，統籌協調解決城市新居民、青年就業人群以及中低收入群體住房問題，滿足城市新增就業人口住房需求；三是注重識別房地產企業「融資」環境、流動性和債務槓桿風險，妥善處置房地產企業潛在違約或債務問題，平衡好居民房貸需求、企業融資以及地方財政稅收的關係，防止出現次生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

2.倡導居民合理理性消費，推動居民槓桿率穩步下降。中國剛步入中等收入階段，居民槓桿率偏高，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十分健全，仍有必要倡導合理理性消費。一是要明確消費內需與居民合理消費的關係，倡導社會大眾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和價值觀，杜絕個人享樂主義、超前消費和炫耀式消費等行為；二是要徵信管理部門加快推動個人徵信體系建設，完善個人徵信數據庫，嚴格執行《個人訊息保護法》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強化個人徵信保護；三是加強對網絡借貸和消費金融等監管，依法取締非法網絡借貸組織和機構，嚴格消費金融行業持牌經營，促進消費金融有序發展，防範網絡借貸風險，特別是加強對青年群體消費借貸的教育和引導。

六、結論與展望

「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中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發展陷阱」，需要高度關注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與財富嚴重分化現象，着力解決好貧富差距擴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問題。「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中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論斷同樣指出了中國在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依然面臨經濟發展不平衡、市場化程度不高、貧富差距擴大等現實問題和長期挑戰。中國進入到中高收入階段後並非消除掉這些矛盾，而且有些問題也已經到了臨界點，必須加以重視和解決。因此，中國強調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應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從國際經驗比較看，中國跨入到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並不意味着未來能夠順利跨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期間預計要經歷一段時期。「二戰」後以來，世界上先後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達到中等收入發展水平，但真正進入到中高收入或高收入階段的國家和地區寥寥可數。以實證角度看，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成功及失敗案例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中國在跨越中高收入階段的進程中應堅持以內因為主的唯物辯證思維，堅持用系統觀念考慮和應對「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中國跨入到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並不意味着未來能夠順利跨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期間預計要經歷一段時期。對此，我們應正視未來跨越中高收入階段面臨的現實挑戰，以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以人民為中心，吸取一些國家的經驗教訓，避免走過去的「老路」，通過政策謀定、制度優化和深化改革等綜合舉措破解障礙，在發展中解決問題，更加兼顧公平和效率，促進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