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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重視經濟運行出現的新現象

李揚:重視經濟運行出現的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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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下,各國乃至全球的宏觀經濟運行都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通貨膨脹長期趨緩,通貨緊縮重現世界,低利率乃至負利率在全球持續和蔓延,失業率長期下降以及結構發生變化,經濟增長波動性降低,菲利普斯曲線變形,各國政府赤字和債務長期化,政府債券市場成為溝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主要領域,去全球化潮流下各國經濟緩慢失聯等等,這些現象的出現,對我們的宏觀經濟分析乃至宏觀經濟理論都提出了挑戰。

本文主要針對全球債務、中國債務以及失業的若干新現象進行分析。

一、全球債務風險的新發展

債務是一個老問題,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債務就成為世界經濟一個揮之不去的重要現象。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債務發展大致可以劃分出兩個有區別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上個世紀,其基本特點就是:債務主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因而債務危機也主要發生在這些國家,著名的拉美金融危機以及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莫不如此。這種狀況符合邏輯,因為發展中國家缺乏資金,為了發展本國經濟,它們需要從國外引進資本。這些債務若管理不當,就會發生債務危機。事實上,發展中國家如何通過引進國外資本來發展本國經濟並管理好債務風險,構成了發展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本世紀以來,情況發生了鉅變,主要的表現,就是巨量的債務主要發生在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體。產生的原因比較複雜。大致說,在國內,因為經濟長期不景氣,這些國家的政府需要通過財政赤字不斷地刺激經濟,致使債台高築;對外,由於本國經濟的競爭力下降,致使經常賬户常年出現逆差。由於手中掌控着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權,這些國家既可用本幣來支付自己的貿易赤字,還可用本幣歸還自己的債務。這樣一種機制,使得國際債務、國際金融與一些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國內債務和國內金融運作乃至宏觀政策密切聯繫在一起。也正是基於這一機制,本世紀以來的全球債務不是起起伏伏,而是一個高潮接着一個高潮,終於釀成全球流動性氾濫的局面。

數據顯示,到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債務總額已達296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生產總值的355%,換言之,全球而言,每一個美元的財富之上都有3.55美元的債務與之對應,若按全球75億人計算,人均債務高達3.94萬美元。如此之高的債務密集度,充分說明,在全球範圍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都在下降。總之,在後疫情時期,如何處理鉅額債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果然,處理債務的行動如期而至。十月份,美聯儲議息會指出,將從十一月份開始逐月減少購債,到2022年上半年完全停止。當然,如果將縮表亦即貨幣政策恢復常態作為一個過程,停止購債還只是第一步,首先使其規模不再增加,至於債務總量的縮減,以及與之相伴的利率調整,尚未做出安排。但是,由於量(流動性)和價(利率)在市場經濟體系下是聯動的,可以預計,減債行動既然發生,利率或遲或早也會變化。這樣,我們就會面對一個新的局面。對此,我們要有應對之策。

具體而言,由於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長期居於關鍵貨幣地位,美國貨幣政策的任何變化,都會對其他國家產生或強或弱的外溢性影響。最近,我們研究了歷史上美聯儲擴表和縮表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研究顯示,如果美聯儲擴表,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總的影響並不十分負面,因為,美聯儲實施擴張性政策,將會使其他國家流入的資本增加,進而利率趨降、貨幣升值、資產價格上漲,雖然可能伴有輸入性通貨膨脹,但因資金的可得性和成本都會有所改善,總的影響是有利的,尤其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相反,如果美聯儲縮表,大量的資金就會向美國迴流、相應的國內資金成本也會上升、貨幣可能貶值,資產價格也會下降,總的結果,會使得這些國家的發展成本上升,動力下降。我以為,這些便是我們即將遇到的情況,對此,我們必須做好充分準備。

二、中國債務和槓桿率有新變化

在全球債務氾濫的大背景下,中國亦未能免俗。本世紀以來,我們的債務也不斷擴張,槓桿率亦隨之不斷提高。我們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剛剛公布了2021年第三季度的資產負債表。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非金融部門的槓桿率自本世紀以來不斷上升,2015年有關方面提出「三去一降一補」,把去槓桿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之一,上升趨勢有所約束,但直到2017年,去槓桿方有實質性進展。到了2020年,由於疫情突發,財政赤字增加,金融系統貸款躍增,遂使債務和槓桿率上升較多。然而,進入2021年,情況發生逆轉,今年前三個季度,中國非金融部門的槓桿率在下降,而且下降明顯。今年第三季度末,非金融部門槓桿率降至264.8%,前三季度共下降5.3個百分點。同時,三季度末,我國M2/GDP也降至209.3%。

這種狀況引起了各界關注,人們開始重新估量槓桿率。經過近十年的熱議,槓桿率以及相應的衍生概念,已經從十分生僻的專業詞彙變成了人人都可議論的網紅概念。我們注意到,在多數人的認知裏,槓桿率,特別是高槓杆,是一個貶義詞,「去槓桿」則成為管理風險的代名詞。然而,發展到今天,我們似乎應當全面認識這個概念了。我們總的看法是,槓桿率是一箇中性的概念,某一種槓桿率水平究竟對經濟有利不利,還要聯繫很多相關因素進行綜合分析,不能談槓桿率而色變。槓桿率過高肯定是有問題的,因為財務成本提高,而且金融風險增大,但是,如果槓桿率下降,那也不是無條件地有利,需要分析其下降的原因。如所周知,槓桿率是一個比率,分子是債務,分母則可以是不同的概念。對於企業而言,槓桿率的分母是權益,對於其他經濟主體,分母則可以是GDP,也可以是該部門的收入。這樣看,槓桿率下降,有可能是作為分子的債務減少,也可能是作為分母的權益、GDP或收入減少,當然,也可能兩者一起變化。在這裏,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變化,就是企業因為沒有投資的對象,因為不願意擴大生產,甚至不願意繼續維持原有生產規模而減少了債務。非常遺憾地看到,今年以來中國非金融部門的槓桿率下降很多,三季度末達157.2%,今年累計降5.1個百分點,而且,其主要原因,正是因為企業不願意投資。居民部門的情況相仿,今年以來,也是持平並略有下降。前三季度,中國居民槓桿率下降了0.1個百分點,至62.1%。但是,有一個傾向值得關注,這就是:2020年底,中國居民部門的槓桿率已經超過日本和德國。這是十分危險的信號。我們知道,幾年前,德國居民部門的槓桿率上升,其國內金融便出現了波動;幾十年前,日本居民部門的槓桿率上升,則其國內金融便出現了風險,而且延續多年。當然,我們現在的問題還沒有這麼嚴重,但是,中國居民户的槓桿率超過德、日,值得高度警惕。

分析了非金融部門總的槓桿率變化,再看金融部門的槓桿率。如資料顯示,金融部門的槓桿率,無論是負債側還是資產側,都在陡峭下降。這種狀況,當然表明金融風險弱化,但同時也明白無誤地表明,今年以來中國的貨幣政策總體偏緊。這種情況,在中國企業和居民户獲得的信用總量均較去年同期減少的事實上,得到印證。

再看政府,資料顯示,中國政府部門的槓桿率平穩,這一點大家都能感受到。我們知道,討論宏觀經濟運行,政府部門自身的收支平衡狀態固然重要,但是其次的,作為最重要的宏觀調控部門,分析政府的作用,主要看的是:政府通過自己的收支平衡狀態對經濟產生了刺激性影響還是收縮性影響。今年的各種數據顯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收縮性的,這一點,無論是從國債餘額還是從中央財政收支變動的相對動態上,都能看得很清楚,就是說,今年以來,中國財政政策是不那麼積極的。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中國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互溢的問題日益嚴重。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及其籌資機制經歷過一個劇烈的變化過程。起初,地方政府支出超過收入,就會通過各種融資平台從金融機構借錢,有時甚至是直接從金融機構借錢,如此行為,直接違背現行法規是顯然的,更重要的是,在經濟上,它使得地方政府的債務和金融機構的印鈔機連在一起,從而使得地方政府的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聯繫在一起。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近年來,我們嚴格杜絕地方政府向金融機構借款,並且通過發行政府債券逐步替換了大量過去的直接借款,這樣既規範了政府的借貸行為,也降低了它們的借款成本。應當說,幾年來的努力成效顯著。但是,接下來發生的情況是,地方政府確實通過發債來彌補其支出缺口,然而,其發行的債券的90%以上卻主要由商業銀行購買並持有,也就是說,雖然借款的載體和路徑發生了變化,但是資金的最終供給者依然是金融機構,整個過程的本質並未變化。這種狀況,弱化了中國金融的市場化水平,同時也扭曲了市場上的資金供求關係,在今後的改革中如何進一步完善地方財政制度,包括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如何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赤字融資機制和債務約束機制,將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三、就業形勢複雜化

幾年前,就業正式成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優先事項,這是中國宏觀調控機制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表現之一。

前不久,國家發改委公布了中國今年以來的就業數據。數據顯示:2021年前三季度,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045萬人,完成全年目標的95.0%。2021年9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4.9%,比上月下降0.2個百分點;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0%。其中,全國主要就業人員群體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4.2%。同時,2021年三季度末,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量18303萬人,按年增長2.0%,規模基本恢復至疫情前同期水平。在中國尚未從疫情完全恢復的情況下,就業能有這樣的局面,充分彰顯了我們的制度優越性。

然而,在看到這些總量數據的同時,我們更應當關心那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突出的問題有三:

一是總人口中青年就業的壓力增大。大家知道,2007/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國際統計界對於青年人口就業問題給予了特別關注,所以,在常規的失業和就業指標體系之外,很多國家都着重給出了青年人群的就業狀況。因為青年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他們的發展狀況關乎國家的未來。關於中國,可以給出兩組公開的數據,第一個是16~24歲的青年失業率,達到15.4%,是總失業率的三倍;第二個更聚焦20~24歲的群組,也就是上面提及的16-24歲群組中受過良好教育的部分,這部分人群的失業率持續處於20%的高位,是總失業率的四倍。這些數據說明,關於就業問題,我們需要將更多的精力置於青年人群。當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如今,失業的經濟含義也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其對經濟社會的各方面影響也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四十年前或者更早一點時期,失業就意味着社會出現了新的一批需要救助的人群,因為那時候的失業就是餓肚皮,而且,失業人口如果呆在家裏或走在大街上,就會遭人白眼,長期處於不就業狀態,就可能「心生不忿」,搞不好還可能到社會上鬧事。如今顯然不同了。經過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多數家庭都積累了一些財產,這些財產及其孳息可以支撐這些家庭的成員在一段時期不進入以「被他人僱用」、全日制等為基本特點的就業大軍,並且保持生活無憂。另外,有研究顯示,如今年青人不積極尋找就業,與他們的就業意願和就業偏好有關,其次與育齡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有關,同時也與大量農民工離場有關。總之,在現代社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全面小康的背景下,失業和就業等都有了新的經濟含義,然而,老的問題或許淡化,新的問題則可能出現。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研究這些出現的新問題。

二是創業對就業的帶動能力趨弱。宏觀政策將就業置於優先地位,無非是說,我們所有的宏觀政策都須以創造就業為導向,其政策效力也須以創造就業的能力為主來評價。就業是靠創業帶動的,所以,近年來我們政策的重點就放在增加市場主體方面,放在鼓勵創業方面。基本的邏輯就是,要就業,首先須設立能創造就業的單位。根據這個邏輯,落實就業優先戰略,重點便放在培育市場主體上。應當說,近年來,中國的市場主體增長迅速,成績斐然。進一步,則需要深入分析市場主體創造就業的能力問題。統計顯示,2015年,平均每新增一個市場主體所對應的新增城鎮就業數量為0.9個,到了2020年,竟降至不足0.5個。這種對應關係顯然不能令人滿意。這既可能因為我們的創業質量不高,創造就業能力不強,也可能歸因於統計質量有瑕疵。總之,關於如何在新形勢下創造就業崗位問題,我們必須下大氣力去研究。

三是勞動力市場面臨多重失衡和供需錯配的壓力,而且,這種壓力基本是在今年集中顯現的。首先,高排高耗行業逐漸萎縮,已經而且將繼續排擠出大量就業人群,需要重新安排。現在我們實行雙碳戰略,目標是要發展低碳、甚至零碳社會。這是我們都願意看到的美好前景。但是,作為縝密的制度安排和改革進程,我們就必須要充分考慮到邁向這一美好前景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實施雙碳戰略,本質上也是一種「創造性破壞」,它固然最終會「創造」美好的前景,大大增進人類福祉,但在轉變發展路徑的過程中,也會產生一系列問題:一些產業可能逐漸被消滅,同時有更多的產業需要大規模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大量就業人口需要重新安置,已經形成的金融資產,可能會因其所依附的實體資產和公司的命運鉅變而變成「問題資產」。其次,在整頓教育秩序的過程中,曾經非常繁榮的校外教培行業受到劇烈衝擊,就其涉及的就業人口而言,應達百萬之眾,而且,原先在這個行業中就業的大都是年青人,現在,他們都需要重新尋找工作。其三是房地產銷售與中介行業萎縮。近年來,由於房地產市場熱度不斷上升,作為市場的推波助瀾者,房地產銷售與中介行業也遍地開花。如今,隨着房地產市場的趨勢性轉折點到來,此類機構轉行、關閉的現象也漸成潮流。這個行業也涉及百萬量級的就業人口,而且也以青年人為主。

以上種種提醒我們,隨着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很多新的經濟問題出現了,一些老的問題則出現了新特點,這都需要我們運用新的理念,創造新的方法去解決它們。關於就業問題,特別是年青人就業問題,由於其關乎「人」的狀況,尤其是關乎年青人口這些我們未來的發展前途的狀況,就更應當引起高度關注。

關鍵還是要尋找創造就業的門路。理論、實踐和歷史都告訴我們,解決大規模的人口就業問題,我們只能依靠中小企業,大企業固然可能構成國民經濟的支柱,固然可能無比強大,固然可能創造巨大的財富,但在吸納就業方面,卻肯定是能力不強的。

關於中小企業的重要作用,「五六七八九」的概括,我們已經耳熟能詳。我想指出的是,這種概括似乎未能真正揭示小企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否則,關於小企業的作用問題,關於支持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問題等等,就不會反反覆覆被提出了。說到根本上,多數人還是認為,對於國民經濟而言,小企業儘管不可或缺,但最終只是配角,充其量只是大企業的補充。我以為,要真正為小企業的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這種「配角論」必須徹底摒棄。

小企業從來就是就業主體,這一點不會有人存疑,小企業同時也是創新的主體,對於這一點,過去強調的不夠,人們的認識也不盡一致。其實,仔細思考便不難明白:創新就是對過去的破壞,是對已經形成的物資基礎的衝擊,對於大企業而言,它們已經在本行業、本領域投入大量資財,本已經佔據了高位,多數甚至佔據壟斷地位,「破壞」這一切的動力是缺乏的,更不用說去進行顛覆性破壞了。小企業則不然,它們沒有沉沒成本,他們不怕打破「罈罈罐罐」,他們只有對未來美好的期望,只有超越現狀的激情。換言之,要想真正落實「創新發展」戰略,我們必須對小企業的發展給予更多的重視。事實上,不久前北京交易所開業,並且將自己定位在支持「專精特新」小企業上,體現的正是這種認識。不僅如此,我們還必須看到,如果說與前三次工業革命相對應的財產組織形式是生產線、大企業,大公司,「大的就是好的」,那麼,在正在展開的以服務化、訊息化、網絡化、智能化、平台化為基本特點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小的就是好的」,小企業不再只是大企業的補充,而是有着獨立存在價值,是和大企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經濟主體。

對於這種變化,國際社會已經注意到了。2019年世界銀行推出了一部研究報告,名為《工作性質的變革》,概括了這些領域的新變化。書中指出:近十年來,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爆炸,正在重塑新一輪的就業和社會經濟的格局。零工經濟以後可能會成為主體,這會極大的改變經濟的面貌,改變經濟學。客觀地說,對於這種變革,我們並未充分認識清楚。我以為,面對這種局面,今後宏觀調控十分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這種新就業形式的發展創造條件,其要點有二,一是大力改革教育體系,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要讓終身學習不可缺少,要以培養人的技能,培養「知」之外的內容,包括社會情感的技能、領導力、團隊合作能力、創造力等等,為根本任務。二是特別支持平台這種新的財產組織形式發展。應當認識到,平台經濟是介於普通的企業和市場之間的第三種財產組織形式,在全世界範圍內正方興未艾,當然,在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我們絕對不能因為它出現了問題就一棍子打死,要承認平台經濟出現的必然性,它和數字經濟內在的契合性,從而能夠進一步找到管理好平台經濟的有效路徑。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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