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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產業轉移和歷史的慣性--重慶為什麼工業增加值全國第四

    兩次產業轉移和歷史的慣性--重慶為什麼工業增加值全國第四

    歷史的慣性—重慶為什麼工業增加值全國第四

    這幾年如果比較全國城市的工業增加值(不是產值),基本上就是上海,深圳前兩位,蘇州第三位,那麼第四位是誰呢?是重慶。

    位於內陸地區的重慶工業增加值超過了廣州,武漢,南京,杭州,天津等城市。

    為什麼重慶的工業增加值會這麼高?這不僅跟重慶目前的發展態勢不錯有關,同時也是跟歷史上的民族工業發展和積累是分不開的,我們可以稱之為是歷史的慣性。

    重慶的工業化起始於抗戰時期,全面抗戰爆發前的四川(當時包括重慶)已經被蔣介石在1935年的講話中欽定為「民族復興根據地」。

    蔣介石在演講中說到:

    「兄弟此次初到重慶,見到地方秩序還好,黨政軍各界同志,又都能共同努力,一切事情,辦得都有條理,心裏覺得非常愉快。不過兄弟來此為時太短,今天沒有什麼多的話可以貢獻各位,只就兄弟此次入川的宗旨和觀感所及約略的說一說:

    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無論從那方面講,條件都很完備。人口之眾多,土地之廣大,物產之豐富,文化之普及,可說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稱「天府之國」,處處得天獨厚。我們既然有了這種優越的憑藉,如果各界同志,大家能夠本著「親愛精誠」的精神,共同一致的努力向上,不僅可以使四川建設成功為新的模範省,更可以使四川為新的基礎來建設新中國!」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大批的沿海工廠從各省份遷移到四川(當時包含重慶),尤其是軍事工業,承擔了抗戰時期的作戰需要。

    下圖是1945年8月抗戰勝利時統計的國民政府兵工署下屬軍工廠,統計共有8.77萬名員工,2.29萬台設備,可以看出高度集中在四川尤其是重慶地區。

    圖中的兵工署第一工廠,1945年8月統計有5071人,主要生產中正式步槍,擲彈筒,炮彈,手榴彈等,其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漢陽兵工廠,該廠在抗戰中先是搬遷到湖南辰溪,然後部分搬遷到重慶,變成了第一工廠。

    該廠建國初改名為296廠,根據蘇聯的提供的莫辛-納甘M1944卡賓槍的生產工具和技術資料,仿製成功了新中國第一款制式步槍:1953式步騎槍,並且在1954年開始批量裝備部隊,開啟了中國國產製式步槍裝備部隊的序幕,該步槍後來逐漸被56式槍族替代,同時也援助了一些給越南。

    並且296廠之後根據蘇聯的SKS半自動步槍在國內第一家成功仿製生產了56式半自動步槍,作為56式槍族的主力成員大量的裝備部隊。

    該廠目前是中國兵器裝備集團下屬的重慶建設工業集團,目前我軍列裝的95-1式自動步槍,就是兵器裝備研究所和重慶建設工業集團聯合在95式自動步槍的基礎上改進研製的,命名為95-1式。

    從漢陽造,53式步騎槍,56式半自動步槍到95-1式自動步槍,歷史真的是有慣性的。目前除了生產軍工產品之外,該公司民品主要產品有汽車轉向器、傳動軸、中間軸、腳踏板、CVT等,是長安汽車、長城汽車、吉利汽車、比亞迪汽車、耐世特、博世、蒂森克虜伯等企業的供應商。

    鋼遷會(鋼鐵遷建委員會)由湖北的漢陽鐵廠和上海鍊鋼廠等企業陸續遷移到重慶後合併而成,位於重慶大渡口,是抗戰時期後方最大的鋼鐵廠,這也是當時重慶人數最多的工業企業,巔峰期員工人數超過1.5萬人,到1945年8月有員工12281人,相比其萬人大廠的員工人數,該廠的鋼鐵產能並不大,1940年-1945年累計產生鐵96057噸,產鋼為28657噸。

    之所以人數眾多,是因為該廠是一個聯合鋼鐵生產企業,掌握了鋼鐵上下游的全流程生產,也就是並不只是冶煉鋼鐵,還包括髮電部門,焦炭生產,耐火材料和水泥製造,以及適用於馬克沁重機槍和迫擊炮的各種類型的鋼材製造,保留了民族鋼鐵工業的發展平台。

    下圖為抗戰時期的緊張生產,重慶鋼鐵公司檔案館供圖

    不少在該廠工作的技術和管理人員,後來成為為新中國民族鋼鐵工業的骨幹力量,

    像鋼遷會的工程師靳樹樑,抗戰全面爆發前曾被國民政府送到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和克虜伯公司旗下的鋼鐵廠學習,尤其是當時佔了德國鐵產量十分之一的萊茵村鋼鐵廠期間,靳樹樑做了全面的調查研究,並寫出詳細的考察報告,這份報告迄今珍藏在鞍山鋼鐵公司。

    靳樹樑抗戰時期在鋼遷會工作之後,又出任雲南威遠鋼鐵廠廠長,抗戰勝利後負責接收鞍鋼,是鞍鋼恢復生產的六個核心技術人員(職位為協理)中擔任第一協理,可以說是鞍鋼事實上的第一任總工程師,後在1949年出任遼寧本溪煤鐵公司首任總工程師,之後擔任十幾年的東北工學院院長(現在的東北大學),成為中科院院士。

    鋼遷會後來發展為重慶鋼鐵公司,1950年該公司生產出新中國第一根鋼軌,1952年新中國第一條通車的鐵路成渝鐵路,全部的五萬多噸鋼軌都是由該廠提供(當時改名叫101廠),該廠因此項目獲得新中國重工業部頒發的第一張一等獎獎狀。

    兵工署下屬人數最多的軍工廠是兵工署第21兵工廠,位於重慶市,1945年8月統計員工人數高達10370人,設備3424台,這家公司原來位於南京,名字叫做金陵兵工廠,在1937年搬遷到重慶,這家工廠的遷移過程也是驚心動魄,總計設備和物資高達4000多噸,當時南京城內在大批撤離,運輸資源極為緊張,在盧作孚的四川民生物流公司積極配合下,基本得以保全和順利撤離。

    廠長李承幹是湖南長沙人,我國著名的軍工技術專家,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後在漢陽兵工廠和南京金陵製造局工作,後出任南京金陵兵工廠廠長,是國民政府的嫡系軍工工廠。

    李承幹在建國後是新中國第一任計量局局長。

    第21工廠在建國後改名叫做長安機器廠,也就是現在的重慶長安集團,也是目前(2022年)重慶最大的製造業企業。

    下圖中還有個兵工署第10工廠,是1937年從湖南株洲遷移到重慶的,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時有員工2734人,該廠建國後改名叫做江陵機器廠,後來在1994年和長安機器製造廠聯合成立了長安汽車製造公司。

    當時21工廠為了培養技術工人,1939年1月在重慶恢復藝徒補習班,一個月後改名為工人補習學校,校長由李承幹兼任。

    1940年9月18日,第二十一兵工廠工人補習學校奉命改為兵工署第十一技工學校,校長仍由李承幹兼任,校務主任為張祿康。第十一技工學校對外又稱士繼公學,該校就是今天的重慶理工大學。重慶理工大學學報在2010年還發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國現代兵工的開拓者. - 記重慶理工大學創始人李承幹先生》

    另外,兵工署第21兵工廠有一個技術員,叫做任新民,後來前往美國密歇根大學留學,獲得了碩士和博士學位,回國後成為23位兩彈一星元勳之一,同時也成為中科院院士。

    抗戰期間兵工署這些遍佈在各省的下屬兵工廠生產中正式步槍,馬克沁重機槍,捷克式輕機槍,各種子彈,手榴彈,並且總共生產以迫擊炮為主的各類火炮1.5萬門(主要在重慶的第10兵工廠,第21兵工廠和第50兵工廠三家生產),

    尤其是主要由重慶第21兵工廠生產的八二毫米迫擊炮,以及主要由重慶第10和50兵工廠生產的六十毫米迫擊炮(60炮),是當時產量最大的兩種國產火炮,這兩種均是中國仿製歐洲國家迫擊炮而來。

    另外仿製了日本的擲彈筒,命名為二七擲彈筒(擲彈筒其實就是輕型迫擊炮,介於迫擊炮和手榴彈之間的一種武器,計算產量時不會被列入火炮的行列,重量輕但是精度差,可以認為類似於拋射手榴彈),二七擲彈筒投射距離50-220米,比手榴彈要遠。

    如下圖就是中國士兵使用擲彈筒,擲彈筒是當時日本軍隊普遍裝備的制式裝備,適合火力,基礎設施和車輛數量均不如歐美國家發達的亞洲國家使用,因此中國對此進行了大量仿製。

    位於重慶的第30兵工廠是生產二七式擲彈筒的主要工廠之一,如下圖,其在產量巔峰的1939年,除了生產超過150萬枚手榴彈之外,還生產了超過1萬門二七式擲彈筒,同時製造了超過八萬顆二七式擲榴彈。

    另外兵工署第50廠是專門生產火炮的工廠,該廠原本在廣東省清遠市,引進的全套德國機器設備,抗戰全面爆發後從廣東省遷移到重慶,當時的廠長叫江杓,上海人,德國柏林工業大學畢業,到1945年該廠有3890名員工,該廠解放後改名為望江機器廠,也就是現在的重慶望江工業有限公司,在中國兵器裝備集團旗下,是中國機械工業500強,重慶工業企業50強,擁有資產60餘億元。

    抗戰期間第50廠生產了接近4000門火炮(60式迫擊炮最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國民政府軍隊用於攻擊日軍坦克的37毫米戰車防禦炮,除了從德國進口整炮之外,還由50兵工廠進口鋼材原料生產了90多門,該炮生產數量不多是因為戰防炮的鋼材中國無法生產,所以生產數量受到進口鋼材的限制,但50兵工廠生產了大量可用於37毫米戰防炮的炮彈。

    此種武器是反坦克利器,裝備了此火炮的中國軍隊,無需再用人員抵進炸燬日軍坦克。

    在抗美援朝時期,中國缺乏打美軍坦克的武器,重慶50兵工廠(建國初期改名叫國營497廠,也就是後來的望江廠)根據美國的M18無後坐力炮仿製成功了57毫米無後坐力炮,後續又仿製成功了75毫米無後坐力炮,該廠1951年共供應前線無後坐力炮2014門,1952年又生產1999門,整個抗美援朝期間供應前線超過4000門無後坐力炮。

    57mm破甲彈也先後在重慶和太原地區的彈廠試製成功,1950年至1952年,望江廠共生產無後坐力炮炮彈100多萬發,

    重慶製造的無後坐力炮成為志願軍的作戰利器,使用此種武器反坦克能力大大加強,也湧現出了不少反坦克英雄。

    松骨峰阻擊戰中,中國人民志願軍第38軍利用57毫米無後坐力炮對美軍造成重創,美軍丟下上千輛坦克和汽車,包括松骨峰阻擊戰在內的二次戰役讓第38軍獲得「萬歲軍」美譽。

    五聖山阻擊戰,志願軍第26軍戰士徐忠使用無後坐力炮擊毀敵坦克7輛,榮立特等功;

    1951年秋季防禦戰役,志願軍第68軍203師607團戰士鄭玉田,用14發炮彈擊毀敵坦克8輛,被追記特等功,值得一提的是,鄭玉田是1949年太原戰役中從國軍解放過來的戰士。

    1951年10月,志願軍第68軍204師612團戰士胡連,在文登公路伏擊美軍坦克,使用無後坐力炮一天擊毀敵坦克4輛,創造單日單人擊毀美軍坦克最高紀錄,榮立特等功。

    這個兵工署第50工廠成都分廠,還是解放前國內唯一自研火箭炮(注意不是火箭筒)的單位,1946年時任廠長鍾林(美國麻省理工學習歸來)根據美國的4.5英寸火箭彈開始仿製國產火箭彈,並取得了初步成果,隨後在1947年他帶着研究成果投奔解放區在華北繼續研製工作,1948年10月,由鍾林主持在河北井陘縣成立「火箭技術室」。

    後在1949年根據安排調到瀋陽五二工廠(即後來的724廠),繼續火箭炮研製,

    由呂去病擔任研製小組組長,組員有徐蘭如,李乃暨,謝光選,房子華,李彬等,繼續火箭炮研製工作。

    在1950年該小組研發出我國首款國產火箭炮A3 102mm火箭炮,數量不多總計製造了五十多門,1950年志願軍入朝第一戰「雲山之戰」,39軍使用的火箭炮就是國產的,而從蘇聯進口喀秋莎火箭炮則是後來的事情了,這個是多少讓人覺得有些意外的。

    瀋陽五二廠這個研發小組可以說是「重慶兵工學校校友小組」,

    組長呂去病是1938年畢業於重慶兵工學校,1945年留學美國歸來,在兵工署第50工廠成都分廠當過技術員和工程師,

    而組員謝光選,李乃暨,徐蘭如分別在1946年,1938年和1941年畢業於重慶兵工學校大學部,該校本來是漢陽兵工廠的學校,後來改為歸國民政府軍政部管轄,抗戰全面爆發後先搬遷到湖南株洲,再在1938年搬遷到重慶,負責為抗戰時期的民族兵工廠培養高級人才,兩彈一星元勳任新民也是1940年畢業於這個學校,該校後來被併入北京理工大學。

    說個有意思的後話,1956年陳賡大將到瀋陽工廠視察,覺得謝光選能力不錯,回北京後就向五院院長錢學森推薦了謝光選,錢學森向任新民介紹了謝光選的情況,結果任新民發現是其重慶兵工學校的校友,將其調到了五院工作,謝光選後來成長為我國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總設計師,中科院院士。

    設計小組另一個組員徐蘭如,1941年畢業後先後在陝西的兵工署第31工廠和重慶的第21兵工廠負責技術工作,後來成為東風一號導彈的核心技術人員,負責在導彈出廠證書上簽字。

    而李乃暨1938年從重慶兵工學校畢業後,畢業後先後在國民政府兵工署等各個部門工作,後來成為我國著名的運載火箭推進劑專家。

    抗戰時期的重慶兵工學校大學部培養出的高級人才還很多,

    比如1946年畢業的趙瑞之,先是在重慶兵工署第50工廠當技術員,然後到東北瀋陽51廠工作,抗美援朝時期我國搞南廠北遷,該廠的槍廠搬遷到黑龍江北安,名為慶華廠,該廠仿製蘇聯波波莎衝鋒槍的50式衝鋒槍,抗美援朝期間先後生產了三十多萬支交付志願軍,極大的加強了志願軍的火力,後來雷鋒的標準像上面就是手持50式衝鋒槍,而50式衝鋒槍的仿製技術工作就是趙瑞之負責。

    趙瑞之還是黑龍江慶華廠後來仿製蘇聯AK47的56式衝鋒槍(其實就是突擊步槍)的仿製小組組長,以及我國仿製蘇聯而成的經典54式手槍的技術負責人,這兩款槍型都是我國的一代名槍。

    除了無後坐力炮之外,志願軍另一個打坦克的利器,1951年參考美國和日本火箭筒研發的90毫米火箭筒,其中90毫米火箭彈也是由瀋陽的五二廠負責研製,而研發小組同樣是呂去病為組長,徐蘭如,謝光選等為組員的這個「重慶兵工學校團隊」。

    建國初期我國的首款國產火箭炮,90mm火箭筒,無後坐力炮,50式衝鋒槍,53式步騎槍,

    核心研發人員都有抗戰時期的後方民族軍工學校和工業的經歷,顯見民族工業對於培養本土高級技術人才的作用。

    另外兵工署下屬的重慶第25兵工廠,1945年8月統計有職工3267人,戰爭時期主要生產子彈和手榴彈,解放後改名為嘉陵機器廠,也就是後來的嘉陵工業集團,是中國最大的摩托車生產企業之一。

    總體來說,抗戰時期的民族工業西遷到四川重慶地區,而重慶市受益最大,一個城市佔據了中國抗戰時期民族軍火工業供應量的超過60%,有力的支撐了抗戰的進行,而日本為了消滅中國最後的民族工業,對重慶狂轟濫炸,試圖徹底的摧毀中國的戰爭潛力,重慶也因此付出了重大犧牲。

    另外一大批國內頂尖高校搬遷到西南地區,帶來了不少高水平的教授和設備,也極大的促進了該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像四川大學到1948年竟然在校的專科,本科,研究生達到6000多人,發展成為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高校,

    重慶大學在抗戰時期則接收中央大學的師生和設備,戰後部分師生和設備也留在了重慶。

    在解放後,國家在1964年開始三線建設時,重慶被國家列為核心的常規兵器生產基地。

    在研究三線建設的資料中經常遇到「兩基一線」這個名詞,所謂兩基一線,

    「兩基」就是指以攀枝花為中心的鋼鐵工業基地和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

    而「一線」則是指成昆鐵路線。

    按照「兩基一線」的戰略規劃,貴州六盤水的煤炭運到攀枝花,攀枝花的鋼鐵運到重慶,重慶生產的兵器供應軍隊,生產的機器設備則運到內地三線企業。

    以上可以看出重慶在三線建設中的核心地位。

    1964年9月國家編制的《重慶地區三線建設規劃》決定以重慶為中心的遷建新建項目有212個,其中計劃從上海地區遷入的最多,達到了122個,另外從廣州和南京遷入20個,從東北地區遷入27個,從華北地區遷入43個,大批職工和基建隊伍從全國各地聚集到重慶,據不完全統計,重慶因為三線建設政策性遷入人口至少約50萬人。

    可以說在三線建設中,四川是三線建設的中心,而重慶又是四川三線建設的中心。

    我在上一篇文章裏面說過,共同富裕就是產業轉移,其實從重慶工業的發展歷史來看,其大大的受益於從國內發達地區的先進製造業遷入,打造了雄厚的工業基礎,使得其至今仍然是全國第四大工業城市。

    重慶承接了兩次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其中第一次是因為日本的大規模入侵,第二次是因為恐懼於蘇聯的入侵,可以戰爭是當時產業轉移的原動力。

    今天我國面臨全面入侵的可能性很低,但在創造財富的角度來看,或者說從共同富裕的角度來講,我國也應該大力促進先進產業往其他地區的轉移,促使更多的地區像重慶一樣發展起來。

    當然了,對於工業增加值已經全國第四的重慶來說,由於電子訊息製造業,新能源汽車製造業,醫療器械和製藥業,以及航空航天產業等創造的財富最多,重慶要想在競爭中不落伍,也需要緊緊抓住這些產業的發展,從中持續的分到蛋糕,這樣才能保持自己的全國最大工業城市之一的優勢地位。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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