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如何理解全球變局的邏輯與中國經濟的定力

題記：2021年底-2022年初，北大國發院和騰訊新聞聯合策劃出品了「全球經濟十一問」系列專訪視頻，並在騰訊新聞平台首播。本系列以「新格局下的長期主義」為大主題，結合不同的研究領域和時事熱點，通過對十一位教授的一對一專訪，探尋不同研究視角下國家、企業和個人的長期主義發展之道。本文為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南南學院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的全部專訪文字整理，與視頻作品一併呈現給大家。

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問：全球當前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怎麼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林毅夫：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的重大論斷。

為什麼稱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經濟學家，我覺得最好的方式是從經濟基礎和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角度來理解。

1900年時，八國聯軍侵佔北京。這八個國家是當時世界上的列強，也是當時世界上先進的工業化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1900年時，這八個國家的GDP佔當時全世界GDP的50.4%；2000年時，八國集團的GDP總和佔全世界GDP的47%。

1900年八國聯軍時的八國，主要是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日本和奧匈帝國。2000年八國集團時的八國是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日本和加拿大，跟原來的八國聯軍的構成基本一樣，只換了一個國家。眾所周知，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崩潰解體，從此退出列強行列，其地位被加拿大取代。

從1900年到2000年這一百年，上述八國的GDP基本佔世界GDP的一半，經濟是基礎，因此整個20世紀世界是和平還是戰爭狀態，基本取決於這八國之間的關係。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跟奧匈帝國結成同盟國，其他六國結成協約國，這八國沒能處理好關係，一戰因此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結成軸心國，其他五國是同盟國，同樣是因為這八國沒能處理好彼此的關係，導致二戰爆發。不難看出，整個二十世紀的走勢，主要由這八國間的關係主導。它們間的關係處理得好，世界就穩定；處理不好，世界就可能爆發戰爭。

為什麼說現在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因為到2018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八國集團經濟總量佔比已降至34.7%，也就是佔世界GDP總量的三分之一多一點。過去，只要這八國處理好相互間的關係，世界上的麻煩事基本都能擺平。現在這八國的經濟地位下降，很多事再也無能為力主導。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此前的經濟危機，只要八國間達成一致，全世界會跟隨它們的政策步伐，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但面對2008年的經濟危機，八國集團力量不足，最終通過召開二十國集團會議來尋找對策。

因此自2008年後，二十國集團就成了主導世界政治、經濟以及關係人類福祉的重大事件的權威機構。這一情況是百年未有。過去的世界由八個工業國家主導，現在的世界由這八個工業國家和其他幾個新興市場經濟體國家共同主導，中國、金磚國家以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正在國際事務中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這是百年未有的大變化，也是由經濟格局變化引發治理格局變化的外在反映。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所以發生，主要是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中國的崛起。因為如果按市場匯率計算，200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僅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6%，只有美國的11.8%。而中國現在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7.4%，美國的70.3%，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14年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一國的國際影響力會隨着經濟規模的擴大而不斷擴大。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反映的是經濟格局的變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在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中，最主要的是中國崛起。

為何中國容易被西方誤讀？

問：對於中國的崛起，西方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在您看來，西方在哪些方面最不習慣、最不理解中國？

林毅夫：對世界經濟的「領頭羊」來說，當它發現第二大經濟體在其身後不斷快速追趕，與自己的差距不斷縮小，心裏總會不舒服。這好比兩輛差不多大的卡車，跑在前面的卡車看着跑在後面的卡車，它的體量跟自己差不多，但速度卻比自己快，前面卡車的司機心裏肯定會有點不舒服。面臨新興大國崛起帶來的挑戰，守成大國會覺得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佔比、號令世界的能力在下降，我想這種不舒服是由此而來。

2000年美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佔比接近28%，現卻被中國趕超（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我想美國的心裏會有點不舒服。其實美國不止對中國這樣，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追趕美國時，美國採取了很多限制日本發展的措施，如「廣場協議」。

如果我們繼續往前追溯，在過去500年的時間裏，新興大國趕超守成大國並最終取得成功的案例曾重複上演15次，其中有11次引發了戰爭，這就是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主要內容。

此外，中國的崛起道路與西方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不盡相同，這一點也容易引起西方國家的不理解。

我們知道，西方對中國趕超是從18世紀開始，西方迅速發展的一個關鍵是工業革命。為什麼會發生工業革命？馬克斯•韋伯認為，英國從羅馬天主教轉向基督新教後，英國人的思想理念發生了改變，由此帶來了資本主義和工業化。

很明顯，中國的發展道路與此不同，這也是引發不理解的部分原因。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守成大國面臨新興大國的挑戰，以及自身地位下滑引發的情緒性反應。

中國需要在國際舞台上做出什麼樣的轉變？

問：從一個貧弱之國發展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中國自己是否適應了這種轉變？是否也需要相應地調整心態和認知？

林毅夫：確實如此。過去中國國力相對較弱，當時我們的心態主要是學習借鑑，希望通過自己的力量把國內經濟發展好，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滿足人民的期望。

結果中國以奇蹟般的速度實現了對西方國家的經濟追趕。從購買力平價看，中國現在已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同時也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我們是12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70多個國家的第二大貿易伙伴。這意味着對世界上90%的國家來說，中國不是它們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就是第二大貿易伙伴。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發展和政策肯定會對世界產生很大影響，我們的認知也必須隨着國家地位的提升而與時俱進。

對世界而言，中國現在是舉足輕重的大國。中國自己走出了一條發展道路，正如聯合國《發展宣言》中確認的那樣，「發展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中國的發展是中國人民的權利和追求，我們有必要讓全世界了解這一點。

此外，我們必須讓全世界理解一個問題，即中國的發展模式與西方發展模式不同。

西方國家借工業革命之東風發展壯大後，基本都走上了殖民化的道路，通過殖民其他國家來掠奪資源。中國走的是一條和平發展之路，完全通過市場交易來發展經濟。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是12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70多個國家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熟悉貿易理論的人都知道，貿易是雙贏的，但總體而言小國得到的好處比大國得到的好處更多。中國現在的經濟體量跟美國差不多，因此中美兩國通過相互貿易得到的好處也基本相當。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是日本，中國的經濟規模約為日本的2.8倍。雖然中日兩國都能通過貿易得利，但日本得到好處更多，其他經濟規模比中國小的國家更是如此。

中國發展的目的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也是聯合國《發展宣言》中確認的一項基本人權。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做好了自己的事。中國的發展不只惠及中國人民，更是為增加全世界人民的福祉做出了貢獻。中國是通過公平貿易而非走殖民主義道路來實現發展的，因此中國發展得越快，體量越大，對世界人民的福祉貢獻也越大。

我認為我們非常有必要讓全世界了解中國的發展方式，向全世界解釋清楚中國的發展能為世界人民福祉做出貢獻。講好中國故事，尤其是中國發展的邏輯和追求，讓世界了解中國。

與此同時，中國也要關心世界，承擔大國的責任。

目前世界上仍有很多發展相對落後的國家，仍需得到外部的援助。如果一國沒能解決好內部事務，可能帶來各方面的不穩定，比如經濟不穩定會導致難民問題，無論是經濟難民還是政治難民，都可能給他國造成負擔。過去中國經濟體量尚小、經濟水平相對落後、人民生活相對貧困，那時候中國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但現在中國已經發展起來，有能力給其他國家帶來更多好處，我們也應該把這些事情講好並做好。

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問：近年來中美關係變得更加複雜敏感。未來我們該如何看待中美關係的長遠發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林毅夫：雖然我們可以以史為鑑，但歷史不會總是重演。在過去500年的時間裏，新興大國趕超守成大國並最終取得成功的案例曾重複上演15次，其中有11次引發了戰爭。乍一看戰爭發生的概率很高，但我認為過去的事情不見得會再次發生，如果仔細分析，今天的狀況跟過去還是有所不同。

第一，過去的新興大國在超越守成大國時，兩國的人均GDP水平差不多，產業結構也非常接近。

第二，過去新興大國超越守成大國的那個時代，還是殖民時代。一旦守成大國被新興大國所超越，就意味着前者必須將殖民地讓渡給其他國家。因此這是一個零和博弈，弱國的利益會被強國的利益所取代。

現在，我們已告別殖民時代，經濟的發展方式也轉變為全球貿易。

在產業結構方面，中美兩國還有不小的差距。決定產業結構的是人均GDP，中美兩國的人均GDP落差很大。按照市場匯率計算，2019年美國的人均GDP就已突破6.5萬美元，而我國人均GDP現在才剛剛超過一萬美元。不難看出，我們還在追趕階段，雙方的產業結構基本互補。我國發展得越快，越需要美國產品，也可以給美國提供更多質優價廉的生活必需品。所以我國的發展對美國也有好處，一方面為美國商品創造了越來越大的市場，有利於促進美國的就業，另一方面也為美國提供了生活必需品，實際上有利於美國的經濟發展，也有利於美國人民的生活，是互利雙贏的。這和歷史上的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產業關係有明顯不同。

中美兩國都是大國，倘若真的爆發衝突，兩國都會遭受巨大損失，更不用說戰爭了。中美兩國在經濟上可以互利雙贏，我想只要守住這個底線，中美兩國就可以求同存異。中國要發展，這是中國的權利。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只要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四分之一的水平，中國的經濟規模就會變得跟美國一樣大，我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在吸取歷史經驗的同時，我們不能簡單地照搬歷史經驗，還要結合當前的世界格局，分析中美兩國關係的主流和基本盤。

在我看來，最主要的還是要讓兩國人民生活得更好。中國要發展，中國人民才能生活得更好。中美關係處理好了，美國人民也能生活得更好。我想這也是美國人民之所願，更是中美兩國合作交往最重要的基礎。

如何理解「全球化」與「逆全球化」？

問：中美兩國都是全球化的關鍵力量，如何看待當今世界出現的所謂「逆全球化」趨勢？

林毅夫：在我看來，「逆全球化」思潮之所以出現，主要由於在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內部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有學者或理論簡單地認為，這是由全球化造成的格局導致。但實際上全球化是可以實現雙贏的。

比如近年來，美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有些觀點想當然地認為，這是由於中國賣到美國的產品非常便宜，造成了美國製造業的衰敗。這些觀點認為，美國藍領工人的工作被中國取代了。其實從奧巴馬時代開始，美國就希望把製造業迴流，特朗普執政時則變本加厲，對中國發起了貿易戰。

貿易戰讓美國如願了嗎？美國還在從中國進口它需要的絕大多數產品。就算製造業移出中國，也是轉到越南、柬埔寨等國，根本無法迴流美國，就業機會也同樣無法迴流美國。因此美國發動貿易戰是損人不利己。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都是生活必需品為主，一旦提高關稅，美國老百姓就要為此支付更高昂的價格。退一步講，如果把製造業轉移他國能夠解決問題，這麼多年美國早就開始佈局了，無需等到今天。之所以沒轉移，只能說明把製造業轉移到他國的成本更高更貴。

無論是把製造業繼續留在中國，還是轉移到越南和柬埔寨等國家，美國消費者都要支付更高的價格才能買到生活必需品，老百姓的生活肯定受到影響。因此，把歐美國家分配不均現象簡單歸咎於全球化，這是找錯了原因。如果按照這種錯誤的思路來解決問題，這些國家付出很高的代價可能仍然收效甚微，「雷聲大，雨點小」，更高的生活成本只會傷害本國的低收入群體。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開幕式時，發表了題為《共擔時代責任　共促全球發展》的主旨演講，強調要堅定不移推進經濟全球化，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共同擔當，同舟共濟，共促全球發展。總書記的主旨演講獲得輿論界、企業界和學術界的高度讚揚。因此我認為，全球化還是整個世界的基本經濟格局，只要遵循和平和貿易雙贏的規則，全球化就有利於改善效率，是每個國家的利益所在。

問：全球化對每個國家的整體有利，但如果具體到一國的內部，可能不是每一個群體都能從全球化過程中獲益。比如美國的華爾街和硅谷可能受益更多，傳統制造業或中低端服務業則獲益很少，甚至受損。這樣的問題該怎麼解決？

林毅夫：確實是這樣。假如美國選擇在國內生產這些生活必需品，這些物品的售價可能更高，對消費者是不利的。因此，美國必須通過全球化的運作，經由他國進口這些美國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產品。如若不然，美國的勞動力和資本就無法釋放，無法把勞動力和資本重新配置到新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上。對美國這樣的國家而言，只有不斷地把資本和勞動從附加值低、已經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釋放出來，重新配置到新的、比較優勢較明顯的產業中進行產業升級，經濟才能獲得進一步發展。所以如果沒有全球化，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速將變得更慢，甚至趨於停滯，引發很多經濟和社會問題。

因此在全球化進程中，每個國家內部也需進行動態調整，把那些已經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及其釋放出的資本，重新配置到新的、比較優勢較為明顯的產業中去。與此同時，針對傳統產業釋放出的勞動力進行培訓，提升這部分人的職業技能，令其有能力在新的產業浪潮中實現再就業。我認為只有這樣，一國經濟才能實現持續發展。否則，這部分人的利益可能在產業結構轉型中不斷受損，一國經濟發展也會受到影響。

我認為，這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雙管齊下，共同發揮作用。目前世界上的一些國家在有為政府這方面能力較弱，未能針對其國內產業結構，發揮政府應有的因勢利導作用。這方面需要繼續改進，不能一味地把矛盾轉嫁給全球化。

問：在全球化進程中，面對本國不同群體獲益不同的局面，政府會否陷入兩難境地？

林毅夫：政府需要頭腦清楚，要看清當前局勢、機會所在、挑戰所在。

此外，政府還需創造條件抓住機會，調度各方資源克服困難。如果政府不積極作為，你所說的這種情形當然會出現。比如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即便是想再繼續創新，如果政府不支持，創新也很難繼續。

同時，在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從傳統制造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要麼轉去從事很簡單的工作，賺取微薄的工資；要麼難以就業，失業群體也會增多。因此，政府應積極作為，從宏觀着眼抓住機會，調動資源，用好資源，對人才和產業進行升級和重新佈局，及時出台政策克服困難。

如何理解雙循環？

問：中國雙循環的提出和全球化退潮有沒有關係？為什麼中國要提出雙循環？該怎麼理解？

林毅夫：當然有針對短期因素的考量，比如現在新冠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經濟受到很大沖擊。在其他國家因疫情經濟衰退、需求減少的情況下，中國疫情控制得力，生產已經基本恢復。當時因為國外需求暫未恢復，所以必須依靠國內來消化。此外受疫情影響，全球供應鏈有可能中斷，如果要繼續維持國內生產，就必須靠國內力量來補充供應鏈，所以需要打通更多國內循環。

除了短期因素影響，雙循環政策更是經濟基本規律的基本體現。

一般而言，決定一國國際國內循環的佔比，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服務業在GDP中的佔比，二是國家的經濟體量。一般而言，經濟體量越大，國際市場的佔比越低。相反，如果一國國內市場規模越小，該國就必須更多地依靠國際市場。

目前我國製造業規模非常大，國內市場的消化能力提高當然好。相比製造業，服務業更依賴國內市場，因為很多服務業是不可貿易的產品，比如理髮，這雖然也是服務業，但沒辦法實現全球化。

隨着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我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佔比越來越大，出口佔比越來越低，同時服務業在國內產業中的佔比也在提高，雙重力量使得依靠國際市場的比重會自然地不斷下降。

比如在2006年我國出口佔GDP的比重為35.4%，到2019年，也就是雙循環政策提出的前一年，這一佔比就從35.4%降至17.4%，減少了近50%。

再來看人均GDP，2006年時我國人均GDP為2099美元，到2019年這一數字上升至10261美元。而同時期我國的經濟體量也從2006年佔世界比重5.3%上升至2019年的16.3%。這樣一組數字對比也正好印證了我前面所說的，一國經濟體量越大，其出口佔比就越低。與此同時，隨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務業的佔比也在同步提高，從2006年時佔整個GDP的41.8%上升到2019年時的53.6%。

正是服務業佔比上升和經濟體量壯大這兩個因素，造就了我國在2006年到2019年這段時間內，出口或者說是國際循環佔比的下降。

展望未來，我國人民的收入會繼續提高，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佔比也將繼續提高。與此同時，隨着我國稅收水平提高，服務業的佔比也會提高。在這種狀況之下，國內循環的比重肯定會越來越高，國際循環的比重會繼續相對降低。

但是，所有這些都是以收入水平提高為前提。該如何繼續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我們必須發展經濟。怎樣才能更好地發展經濟？只有結合國家的比較優勢，經濟才能發展得好。我認為，一國的比較優勢和經濟發展是一組正向激勵，即越是按照一國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不僅經濟發展得好，該國的比較優勢也會愈加突出。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僅可以依靠國內市場，也可以進軍國際市場。因為國內市場再大，跟國際市場相比還小很多。比如2019年我國經濟規模佔全世界的16.4%，世界其他國家佔比為83.6%。不難看出，我國固然是世界第一或第二大經濟體，但國際市場的體量是我國體量的幾倍。這種背景下，我們還是要爭取把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打入國際市場。

過去我們經常說，要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如今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同時，也要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反映了這樣一種要求。只有這樣經濟才能發展得好，人民收入水平才會提高，經濟體量也會變大，服務業佔比也隨之提升，國內循環的比重也會進一步地提高。

問：2021年是中國入世20周年，面向未來，您認為中國該採取怎樣一種全球化戰略？

林毅夫：中國入世二十周年非常值得紀念。

2001年時，我國經濟體量在世界上佔比相當低，當時的GDP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只佔全世界的3.6%。2020年時，這一數字就上升到17.4%。入世讓我國有機會按照經濟發展規律，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展望未來，我認為中國仍要堅定推動全球化進程，比如倡導針對WTO的改革。與此同時，中國也要積極加入其他有利於貿易往來的貿易組織，比如RCEP和CPTPP等，這些都是表明我國將繼續參與並支持全球化的舉措。

同時，我們還要給世界上其他國家提供市場。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是最大單一市場。

如何理解2021年的產業政策與改革措施？

問：2021年發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比如教育雙減、平台經濟反壟斷、雙碳等。在您看來，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些事件？它們之間是相互獨立的，還是系統性改革的一部分？

林毅夫：我認為這些都是必要的改革。比如雙碳目標主要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各國通過《巴黎協定》做出統一行動安排。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當然要遵守承諾，致力於實現將全球變暖限制在1.5攝氏度的目標。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發達國家少得多，但當下我國每年的碳排放總量世界第一。在上述背景下，我國有必要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的承諾，這要求我們必須從現在做起，如果從2030年才開始行動，這個目標就無法兑現。

再來看其他方面的改革，比如「雙減」。在我看來，義務教育是國家要做好的事，如果沒能把義務教育搞好，家長就想為孩子找補習班，一方面增加了家庭的負擔，另一方面也會帶來「劇場效應」，即看演出時，前排的人站起來了，後排人也不得不跟着站起來。說到底，國家還是應該把義務教育搞好，不然可能所有的家長和孩子都在不停地奔波努力，實際上沒能獲得實質性的進步，孩子也因此失去了快樂的童年。

房地產實際上還是我國的支柱產業，正所謂「房住不炒」，國家的政策已經很清楚。一旦房地產變成過度炒作和投機的場所，就可能帶來系統性風險。這樣的先例有很多，無論在歐美國家還是其他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房地產的泡沫破滅造成。因此，我們應關注房地產的健康發展。

對平台經濟而言，其創新的一面是好的，值得鼓勵的。但壟斷不利於創新，更不利於收入分配。因此反壟斷不是針對創新，消除壟斷反而能夠更好地支持創新。

這些必要的改革，到底該現在做還是未來做？我認為各有利弊。現在做有現在的好處，比如房地產業面臨的挑戰，如果我們現在不控制好，一旦將來引發風險，反而更難以處理。

問：在經濟遇到問題時，西方國家經常藉助貨幣政策，比如寬鬆銀根的方式來渡過難關，但很難進行結構性調整，這可能是中國目前敢於進行逆周期調節和結構性調整的最大優勢。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是懷疑，為何在目前疫情充滿不確定性、經濟出現下行表徵的情況下，中國仍要堅持這樣做？

林毅夫：的確如此。一季度經濟增長率達到了18.3%，增長非常高。國外預測我國2021年經濟增長可能達到8.5%，甚至還有更高的預測。目前我國確定了6%的增長目標，給自己帶來一定的空間。

按照不變價計算，我國2021年淨增長可能達到8%或9%。但2022年的經濟增長率可能相對較低。我相信2021年會有6%以上的增長，這樣一來，2022年我國就有一定的空間來採取必要的措施，經濟增長也可以避免大起大落。

如何看待2022年的增長動力與發展前景？

問：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和投資正遭遇一些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2022年的經濟增長？該如何保持改革的定力和發展的動力？

林毅夫：我認為，2022年我國經濟增長空間還是很大。世界範圍內來看，2022年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或將進一步緩解，許多國家的生產也將陸續恢復，對我國產品的需求可能會相對減少。因此，2022年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會有所下降，經濟增長更多地靠國內需求來拉動。

國內需求主要是投資和消費兩方面。投資還有相當大的增長空間，比如可以用數字產業化的手段來改造實體經濟，藉助大數據的力量創造出新的產品和服務類型。

此外還有新經濟的貢獻。我國擁有規模龐大的傳統產業，在某些方面，我們跟發達國家間的差距比較明顯，而在5G、移動通信、家電等方面，我們的優勢也非常突出。無論差距還是優勢，我們都可以通過數字化的手段改造傳統產業，提升其效率，這本身就會帶來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與此同時，要發展數字經濟就必須配備一定規模的基礎設施。新經濟相關的基礎設施的投資，這方面的需求很大，回報率很高。

此外，我們要達到「雙碳目標」，就需要用科技來進行產業升級，這也需要投資。

綜合來看，未來可以投資的領域很多。誠然，對於有些地方上的投資平台，業界一直存有擔心。然而這種擔心主要針對短債長投的問題，如果單純看負債比重，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我國居於較低水平。地方上的投資既然是屬於公共服務和公共基礎方面，那就需要有長期資金來投資，而非僅靠投資平台或銀行借短貸來投資。我認為，一定要解決好期限錯配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好，用公共財政來支持投資還有很大空間。

此外，我國居民儲蓄率較高，如果有好的投資機會，相信老百姓也願意參與其中。因此總體來看，2022年投資會有比較快的增長。

投資增長，就業也會增加，收入水平也相應提高，接下來也會帶動消費增長。消費增長取決於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收入水平的提高則取決於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只有技術持續創新，產業持續升級，生產力水平才能獲得持續提高，這一切歸根結底，統統需要投資。因此我相信，只要安排好的投資項目，不僅投資需求能增加，消費需求也會跟着增加。

如何理解美聯儲的收水效應？

問：放眼全球經濟的話，2022年美聯儲「收水」會不會誘發一些新興經濟體出現新一輪的金融危機？

林毅夫：這些問題值得高度關注。

自2008年以來，美國實施了無限制的量化寬鬆政策，印了大把鈔票，但實體經濟投資一直增長很慢，甚至沒什麼增長。那麼問題來了，這些錢都去哪兒了？答案就是股市。2008年我到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當時美股道瓊斯指數是一萬兩千點，許多人覺得這裏面泡沫太多，一定會有調整。然而從2008年到現在，美國的結構性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還是靠超發貨幣得過且過，實體經濟的發展也依舊沒有根本性的起色。

目前美股道瓊斯指數約為兩萬八千點，將近三萬點，如果一萬兩千點時就有很大泡沫，那現在的實體經濟情況還不如2008年，泡沫豈不是更大？大家都清楚，泡沫終有一天會調整，只是不知道這一天何時到來。

因此，我們對這個問題應高度關注，特別是關注它可能引發的滯脹情況。

我想最重要的還是要做好我們自己的工作，外在衝擊對全世界和中國都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只要我們做好自己的事，我國還是有能力保持國內經濟的穩定發展。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

問：「共同富裕」也是當前一個熱詞，該如何理解共同富裕？

林毅夫：要理解共同富裕，我們必須先理解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十二五規劃中曾提到「一次分配」，即同時達到公平和效率的目標。「二次分配」主要是更好地解決公平問題，幫助弱勢群體，幫助鰥寡孤獨。「三次分配」屬於企業家的捐贈，對於這方面，我們也可以有相應的政策。比如社會公益性捐贈可以減免所得稅，如果有相應的政策，企業家們也會樂於更多更積極地做一些公益捐贈。

對許多企業而言，財務一旦壯大到某種程度就只是個數字而已，公益捐贈也可以帶來成就感。人的一生不只是為了追求銀行賬户裏面的數字，更是為了追求自己的能力和才華得到實現，得到社會的肯定。因此，大家都需要有個好的社會大環境，如果社會不穩定，肯定會影響個人的發展和能力的發揮。

我過去也常說，實現共同富裕最好的方式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這可以在初次分配時兼顧公平和效率，經濟也會迸發出強大的競爭力，還能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如果能實現上述目標，低水平收入者可以分享經濟增長的果實，不僅能兼顧公平和效率，還能縮小收入差距。

眾所周知，低收入階層主要靠勞動力獲得收入，而高收入階層相當大的收入來自資本回報。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不僅經濟發展得快，資本也積累得快。資本會從相對短缺階段逐步發展到回報率很高，甚至是相對豐富的階段。勞動力也會從相對充足、工資水平很低的階段發展為相對短缺、工資增長很快的階段。一旦勞動力實現快速增值，窮人的資產會隨之快速增值，富人的資產可能相對貶值，這樣一來收入分配差距也會相應縮小。

在第二次分配階段，如果同樣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企業有自生能力，不需要政府補貼，經濟發展得好，政府稅收也會更充足。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就能拿出更多的錢投入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一定程度上縮小不同階層間的收入差距，鰥寡孤獨和臨時失業的人群也能得到及時救助。在此基礎上，如果我們能通過一些政策調節，比如社會捐贈可以抵稅的方式來鼓勵高收入階層，未來可能會有更多人積極參與到第三次分配中。

共同富裕是一個非常好的目標，要按照比較優勢來加以實現。這樣的路徑需要兩個前提，一是有效的市場，二是有為的政府。只有這「兩隻手」雙管齊下，一起發揮作用，經濟才能實現穩定發展，更好地發展，社會也會日益和諧。

如何理解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

問：如何理解「有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場」這兩個概念？

林毅夫：市場和政府是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兩個制度安排，主要目的還是要把經濟發展好。

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一個有效市場，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然而這種發展模式也會帶來結構的動態變化，需要不斷創新技術、升級產業。在這個過程中必然出現一些外部性問題，比如遭遇基礎設施、制度安排方面的瓶頸限制。雖說這些限制都屬於市場的範疇，但如果政府不出手幫助企業克服困難，經濟發展或將遇到更多障礙，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速度也會慢下來，經濟發展速度可能越來越慢。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間是什麼關係？市場要有效，必須克服各種瓶頸限制，不然何談有效？因此，當我們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提出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時，就是以政府有為為前提，以市場有效為依歸。如果政府的作為超過有效市場的需要，那可能事倍功半，但如果市場明明遇到瓶頸，政府不去作為，那就成了不作為政府。

當然，政府不作為不好，亂作為也不好，理想的狀態是政府有為，市場有效，這樣經濟才能發展得更好。需要強調的是，儘管政府需要「有為」，但其行為也不能突破法律規定的範圍。因此，我們應更聚焦如何讓經濟發展得更好，同時兼顧公平和效率，實現高質量發展。在這個大前提下，再來談市場和政府該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什麼作用。

我們知道發明主要由兩部分內容組成，一是基礎科研，二是新技術、新產品的開發。一般而言，企業家對開發新技術、新產品積極性很高，雖然開發有風險，但開發成功後可以申請專利，在法律的保護下獨享十幾二十年的壟斷地位。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風險再大仍有企業願意嘗試。

再來看基礎科研。基礎科研的開發風險更大，科研成果可能只是一種公共技術產品，因此企業家參與研發的積極性不高。然而企業家不做基礎科研，新技術、新產品的開發就是無源之水。在這種狀況之下，政府必須支持基礎科研。根據國家自身的技術產業發展方向，超前投資基礎科研，取得突破後企業家就可以接棒，在此基礎上繼續研發新的產品和技術。喬布斯時代的蘋果產品，以及特斯拉等，都是建立在國家前期基礎科研成果上，由企業家接着開發出新產品和新技術，這才是有為政府該做的事。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科研能力已經居於世界前列，但在政府支持基礎科研力度方面仍需加強，距離發達國家仍有一段追趕的路程。追趕的過程學問很深，比如不同產業對基礎設施的要求不同，新經濟要求新型基礎設施，政府需要滿足不同類型的需求，否則經濟就發展不起來。這也是有為政府該做的事。儘管過程非常繁瑣，政府不能因法律上沒有相關規定為由，拒絕作為。政府不作為，新經濟無法發展壯大，產業結構無法升級，生產力水平也不能提高，就業無法增加，收入水平也不能提升。

因此，一國經濟要實現穩定發展，必然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這兩隻手同時發揮作用。有為政府的目標是讓市場有效，因為只有市場有效，經濟才能發展得好。假如政府無法因勢利導，及時根據產業技術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來彌補市場之不足，市場就不會有效。

問：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並不太難理解，但為什麼近百年來只有大約13個發展中國家實現了經濟發展的趕超？那些沒能實現趕超的國家，主要是哪裏出了問題？

林毅夫：我認為主要是思路問題。

這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大都以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做參照。然而這些理論的觀點也並不統一，比如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發揮作用，新自由主義則強調有限政府，不該有為，這些國家也受這些理論的影響，搖擺不定。

第二，這些國家基本以發達國家模式為參照系。也就是說，發達國家有什麼，這些國家也希望有什麼，完全亦步亦趨。這樣做的出發點很好，但收效甚微。如果我們觀察那些發展比較好的發展中國家，它們都有一個特點，即選擇不同的參照系，根據自身情況因地制宜，在有效市場跟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抓住一個能做好的「牛鼻子」，先把它做大做強。

我認為，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這才是最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思路和參照系的問題。基於上述認識我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發展中國家能做好什麼，需要參考其自身的要素稟賦，也就是結合其比較優勢來判定。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共同作用下，把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做大做強，這才是最重要的。發展中國家不能跟着發達國家亦步亦趨，比如基礎設施、教育問題、金融如何服務實體經濟、調節收入分配等，這是政府該做的，不能凡事都對標發達國家，忽視了自身的實際情況。

如何理解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潛力？

問：多年來，您始終認為中國有8%的增長潛力，結合目前的實際情況，您提出到2035年中國還能保持8%的增長潛力，依據是什麼？如何才能實現？

林毅夫：這個數據我在多個場合都說過。

討論增長潛力首先要弄清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什麼。經濟增長的本質就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這需要通過提高勞動生產水平來實現。如何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這需要現有產業不斷創新，高附加值的新型產業必須不斷湧現。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這是發展的必由之路。

然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也有差異，即發達國家的產業和技術已經居於世界最前列，想要實現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就必須自己發明創造。這一過程投入大、風險高。從發達國家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經驗來看，其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增長率基本穩定在2%這一水平，過去一百多年這一數字都非常穩定。

發展中國家具有後來者優勢，因為其自身科研水平相對落後，這些國家想要技術創新，有機會直接利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想要產業升級，有機會直接引進發達國家發展成熟的高附加值產業。

因此，發展中國家如果能利用其與發達國家間的技術差距，引進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同時，對其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這種做法成本和風險相對較低，經濟發展速度也會更快。這也是改革開放後，我國在連續42年的時間內，保持年均超過9%的經濟增長率的原因。這一經濟增速是發達國家的三倍。

為什麼說2035年之前，我國仍有8%的經濟增長潛力？主要因為2019年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人均GDP為14128美元，約為美國的22.6%，基本相當於1946年時德國與美國間的差距，1956年時日本與美國的差距，1985年時韓國與美國的差距。在接下來16年的時間裏，德國的平均年經濟增速為9.4%。1956年到1972年間，日本的平均年經濟增速為9.6%。1985年到2001年間，韓國的平均年經濟增速為9%。

誠然，我國現在正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對勞動力增長帶來很多負面影響。我們還是來看德國、日本和韓國這三個國家，如果剔除人口增長的因素，僅靠勞動力增長拉動的經濟增長佔比有多少？1946年到1962年，德國年均人口增長率為0.8%，也就意味着平均每年勞動生產率增長帶來的經濟增長有8.6%。1956年到1972年，日本年均人口增長率為1%，年均勞動力生產率提高帶來的經濟增長就是8.6%。1985年到2001年，韓國年均人口增長率為0.9%，年均勞動力生產率增長帶來經濟增長為8.1%。

到2035年，中國可能出現人口零增長的情況。德國、日本和韓國剔除人口增長所實現的增長率都超過8%，因此我認為中國也有8%的增長潛力。

當然，這個潛力只是從供給側技術可能性來看而得出的結果，具體情況還要結合國內國際形勢綜合分析。潛力意味着較大的發展空間，這一點非常重要。總的來講，我相信實現6%左右的實際增長應該完全有可能。

問：中國的前景依然光明，但不少年輕人卻出現「佛系」「躺平」「內卷」等現象，您怎麼看？

林毅夫：的確有一部分年輕人，熱衷談論「佛系」「躺平」「內卷」，這並不是這一代年輕人的專屬，以前也有這樣的人。正所謂江山代有人才出，每個時代都藴藏着獨特的機遇，我相信人才還是會不斷湧現。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靠年輕人，推動這個時代進步的永遠是年輕人。我相信年輕人，他們還是推動歷史進步和國家發展的主要依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