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可能重演20世紀80年代初的故事

2020年下半年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集體爆發通貨膨脹。無論是生產者價格指數PPI還是消費者價格指數CPI都出現了快速上漲。少有的例外可能要算是日本了。面對着接近40年未曾出現的通貨膨脹「罕見病」，西方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一時手足無措。

一方面實體經濟遲遲沒有回到疫情之前的正常狀態；另一方面是屢創新高的通貨膨脹率。根據3月10日公布的最新數據，美國2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在過去12個月上漲了7.9%，創下該指標40年來的新高。歐洲地區的情形也沒有好到哪裏去，歐元區2月份CPI的按年增長率也達到5.8%。歐洲央行也將2022年通脹預期上調至5.1%，而此前預期為3.2%。

發達國家通貨膨脹率的上升既有供給方面的原因，又有需求方面的原因。始於特朗普時代的全球生產網絡重整本就會造成結構性價格上升，不幸遭遇了疫情之後的超級寬鬆財政、貨幣政策，成為引發全面通貨膨脹的導火索。疫情衝擊下生產網絡的碎片化、港口運輸的阻塞以及勞動市場的扭曲等，又進一步強化了擴張政策的通脹效應。在「供給衝擊→需求衝擊→供給衝擊」一輪輪惡性循環下，發達國家的通貨膨脹終於走到了今天的地步。

無論通貨膨脹的導火索是什麼，關於構成通貨膨脹的必要條件和應對通貨膨脹的必須措施，經濟學家仍然有基本的共識。弗裏德曼「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這句斷言的本意是說，持續的高通貨膨脹必然以超額貨幣供給為基礎。如果沒有超額貨幣供給，是不會形成通貨膨脹的。

在20世紀70年代接連發生的兩次石油危機中，多數人注意到石油禁運造成的供給減少，卻沒有意識到在兩次石油危機之前，「尼克松衝擊」和「卡特衝擊」造成的全球流動性氾濫。相反，如果沒有充足的貨幣，即便是供給衝擊也不一定引發通貨膨脹。這大致可以解釋為什麼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海灣戰爭沒有引發石油危機和全球大通脹。作為參戰的雙方，無論是科威特還是伊拉克都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出口國，敗跡已露的伊拉克甚至點燃了科威特境內的眾多油井。但是石油價格僅僅經過幾個月後就恢復到正常水平，甚至單從年度平均油價變化來看，很難想象當年曾經在全球石油主要輸出地發生過如此大規模的戰爭。整個80年代前半期美國緊縮的貨幣政策像一個巨大的「黑洞」將全球流動性吸回美國。沒有了流動性，就像缺少了燃料的火炬，僅靠火星是無法燃起熊熊大火的。

鮑威爾的經歷再次證明試圖在高經濟與高通脹之間走鋼絲是極其危險的。2020年8月「平均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實施意在為推遲貨幣政策調整爭取時間。然而，美國供給體系特別是運輸體系的約束超出了貨幣當局的預期，供給非但沒有如預期得到修復，總需求的擴張卻已無可挽回。這是導致發達國家通貨膨脹屢創新高的重要原因。

對於如何治理通貨膨脹，經濟學家也早有共識。緊縮的貨幣政策是治理通貨膨脹的特效藥。然而良藥苦口，緊縮的貨幣政策少不得帶來嚴重的經濟衰退，如同保羅沃爾克時代的美國經濟。一方面，歐美國家的通貨膨脹已達近4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貨幣政策轉向已成定局，不同的是一年加息兩次還是三次的問題。不斷加劇的通貨膨脹可能加速貨幣政策的調整。另一方面，隨着發達國家赤字率和政府債務屢創新高，財政擴張也是強弩之末。綜合分析，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整個西方國家的宏觀經濟可能出現如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的狀態。彼時美國月度消費者價格指數按年增長率超過14%。為應對高通脹，美聯儲採取了超級緊縮的貨幣政策，也付出了嚴重經濟衰退的代價。

可以預期，在發達國家通貨膨脹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全球整體的政策取向，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是偏緊的。緊縮政策不僅會造成發達國家自身的經濟衰退風險上升，政策轉向整體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不利的。受疫情影響，2021年我國經濟增長相當大程度上得益於對外貿易的增長。發達國家政策收縮對我國進一步擴大出口顯然會造成不利影響。除此之外，發達國家政策轉向也會使眾多高債務國家的金融市場面臨直接衝擊，引發二次金融危機的風險。

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要求我們更加審慎地制定宏觀政策。國內政策方面，應更加積極有為。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通貨膨脹水平尚處於較低水平，赤字水平也整體可控，無論是政策空間和是政策可行性本身，都為我國進一步採取擴張型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國際政策方面，儘量降低國際資產風險曝露，增強人民幣匯率靈活性，減少國際市場波動對國內的傳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