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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文一:如何看待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工業化

    學者文一:如何看待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工業化

    有人認為毛澤東時代因為建立了一套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工業總產值到達國民總產值的30%-40%,因此中國的工業革命已經在毛澤東時代引爆或成功開啟了。

    我不同意這個看法,這當然可能同我自己對工業革命的定義與讀者不同有關。不是任何工業化建設都可以算是工業革命或引爆工業革命。

    比如晚清洋務運動時期建立了160多個大型現代化企業, 包括兵工廠和大型紡織廠,但是沒有引爆了工業革命,因為那個工業化的方法不對,無法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並複製發達國家的工業革命,因此難以為繼。

    毛澤東時期的工業化當然遠遠比洋務運動更為偉大、深刻和壯觀,但是我認為還是沒有引爆一場工業革命,因為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搞工業化不符合工業革命的經濟學規律,因此難以為繼,所以在1970年代末必須大刀闊斧改革才有出路。

    就像所有采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東歐國家和前蘇聯一樣,哪怕這些東歐國家當時所到的的工業化水平遠比中國還要雄厚,不改革仍然是死路一條。

    另外,1949年建國時中國十分貧窮,共產黨接手的中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爛攤子,人均預期壽命只有30多歲,還打了一場朝鮮戰爭,1953年才開啟第一個5年計劃,期間投資了156個大工業項目,1957年完成第一個5年計劃以後接着就在1958年開啟了大躍進運動。

    這個農村群眾運動失敗以後又經過1962-64年的恢復整頓調整期,然後就在1966年開啟了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在這樣一個低的起點上和這樣短的時間內就成功引爆一場工業革命是很難想象的。

    黑龍江大慶油田是中國最早建成的工業基礎設施之一,從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就已經投產。(視覺中國)

    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和林毅夫在其專著裏提供的數據,1978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比非洲沙哈拉沙漠以南國家的平均水平還低,只有他們的三分之一。當時的農業人口還佔全國人口的80%多,農村是用牛和人力耕地,糧食產量不足導致全國實行配額制,有糧票,肉票,布票,油票等等,工業品奇缺。因此這不像是一個引爆了工業革命的狀態。

    工業革命的特徵之一就是投資與消費的同時增長,雖然速度不一定相同。按照錯誤的方法搞工業化,往往是投資增長壓抑消費增長。

    也就是說,工業革命不僅意味着工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佔比的迅速提高,還意味着人民衣食住行生活水平的連續不斷的攀升,就像英國工業革命期間和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那樣。

    沒有引爆工業革命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中國的經濟底層,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完全排斥了市場經濟,斷絕了民間致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國家層面沒有把握好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沒有注重動用國家力量去開拓國際市場,利用自身比較優勢通過規模經濟來創造利潤和原始積累,就像拉美國家在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期間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一樣。

    規模經濟需要規模市場才能支撐和實現自負盈虧,因此違背自身比較優勢的工業化是不可持續的,因為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巨大的投資和研發成本需要巨大的輕工業市場才能夠支撐和自我輸血。

    英國當年千萬級的人口就已經需要全球紡織品市場才能完成自我輸血,日本20世紀初的工業化需要霸佔中國和亞洲的巨大紡織品市場才能夠積累利潤來扶持它的重工業升級,中國是10億級的人口大國,怎麼可能在缺乏全球市場和一個異常發達的輕工業基礎的情況下實現重工業化?

    印度在1950-60年代也採納過類似的激進產業政策,但是並沒有引爆一場工業革命,至今也沒有,因為印度至今還沒有引爆一場鄉鎮企業繁榮,因此也就缺乏市場條件和經濟規模引爆一場輕工業革命,繼而也更不可能引爆一場重工業革命了。

    客觀規律必須尊重,但是人類對客觀規律有一個認識過程。

    因此,我們必須承認改革開放前30年走過的彎路,因為沒有經驗,也沒有任何理論可以指導,否則為何還需要鄧小平的「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戰略和實事求是的自我糾偏精神?為何要否定文革?為何要審判四人幫和他們代表的極左意識形態?為何要給右派平反?

    比如人民公社不容許個人發展農副業,嚴重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城市,企業不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不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結果就是企業不能自負盈虧,不能通過競爭而壯大,反而是工人上班磨洋工、開後門給子女安排工作,因此工業化難以為繼。

    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到後來也是如此,這些問題有其普遍性。

    換句話說,如果建國以後,利用共產黨的強大社會根基和執政能力,長期堅持新民主主義革命,搞重商主義開放式的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戰略,像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期間那樣利用資本主義來同時發展自己的民族資本工商業和社會主義國營事業,1958年不搞大躍進,1966年不搞文化大革命,實事求是地依靠各級政府招商引資,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國家主導的技術研發,允許民族資本生存,又有毛澤東創建的一個強大的有執行力的政黨和政府,那麼中國引爆工業革命的時間就會顯著提前,現在的中國總體國力可能已經早超過美國了。

    但是我們不能苛求前人,因為在這麼一個一窮二白的遼闊大地上,在歐洲列強掠奪、晚清王朝腐敗、日本軍國主義踐踏、民國軍閥混戰的一個世紀的血雨腥風中,中國這樣的一盤散沙的農業國要想實現工業化,是沒有任何世界先例和國際理論可以遵循的。

    但是即便這樣,也應該反思前三十年的錯誤,吸取教訓;一味讚揚,不實事求是,是不可取的。

    但是反過來,我們也不能夠因為這個期間所犯的錯誤和沒有引爆一場工業革命,就就否定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就。

    新制度經濟學特別強調「國家能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於經濟發展的關鍵意義,但是卻沒有形成關於如何獲得國家能力的理論,因此也不知道每一個成功工業化的國家是如何獲得他自己的國家能力的。

    中國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所具備的國家能力恰好是毛澤東時代提供的。

    毛澤東時期的偉大成就是完成了一場偉大的中國政治革命(費孝通),建立了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共和國和一套具有強大執行能力的政府和行政機構,包括國家銀行和財政體系,提供了一個安全和平、沒有軍閥混戰和土匪出沒的社會。

    這樣一個獨立、自主、安全、和平的大環境和國家機構是任何一個國家引爆和實現工業革命的政治保障。

    1960年上海機電設計院於總工程師王希季研製出T-7M型無控制探空兩級火箭,後來該火箭被送往上海新技術展覽會場,毛澤東前往觀看並鼓勵。(中國科學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

    另外,除了建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成功研製兩彈一星以保障了中國的國防安全外,還設立了很多高等學府和科學研究單位,培養了一大批知識人才和中小學教師。很多的國有企業也為改革開放以後的工業化提供了基礎人才儲備。

    還有,儘管可耕地沒有增長,但是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村衛生醫療條件的改善使得中國人的壽命從35歲上升到68歲,總人口從6億上升到10億,為以改革開放後的工業革命準備了一個有紀律的浩浩蕩蕩的工業後備軍。

    農村的社會治安和社會信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處辦了學校和衛生醫療防疫站,還有夜校和敬老院,文盲數大大減少。即便在大躍進時期以及文革期間,政府不斷組織農民為廣大農村建立的基本公共灌溉系統和地方性的交通運輸系統,也為後來80年代的農村經濟起飛提供了物質基礎。

    據統計,在2009年全國共有87085座水壩,而其中86258座(佔99%)是在改革開放前的1949-1978年間修建的。這一切都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引爆一場鄉鎮企業大繁榮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基礎。

    而按照我在《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中總結的英國工業革命和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老牌工業國當年實現工業化的經驗,和由此提出的工業化的「胚胎髮育」理論,無論什麼樣的政治體制下,鄉鎮企業大繁榮是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關鍵,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順利展開又是引爆第二次工業革命(即重工業革命和技術創新)的關鍵。

    因此,雖然毛澤東時代的探索沒有能夠引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不可逆轉的工業革命,但是它卻為1978年以後在中國真正引爆一場連續不斷的震撼世界的工業革命提供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和安全保障,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做了很多奠基性工作。這是由於這一政治基礎和這個基礎之上的國家能力,使得中國比其他任何採納市場經濟、擁抱私有制的發展中國家,包括遠比中國富裕的拉美國家和東歐國家,更能夠實現經濟起飛和引爆一場偉大的工業革命。

    這是為什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絕非易事,它是刀鋒上的萬里長征。不改革要亡黨,改得不好要亡國。

    如果像東歐國家和俄羅斯那樣搞,放棄「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中國早就垮了,沒有今天了,可能除了少數利用「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去監管化」倒賣國家資源大發橫財的人之外,中國廣大底層人民今天都可能生活在四分五裂、戰火紛飛、貧困潦倒的邊緣,而不是目前這樣一個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四通八達的、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輝煌時代。

    正是因為鄧小平以無比的勇氣和獨特政治家眼光,採取了正確的發展戰略和堅持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政治和經濟兩手抓,沒有屈服於西方的壓力和意識形態干擾,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發展模式,而不是把社會主義時期的成果全部推倒重來,退回到清朝和民國的私有市場經濟,中國才有了今天。

    因此改革開放需要高超的技巧和政治藝術,需要敏鋭的國際政治嗅覺,絕不是新自由主義、黑板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所建議的那樣。

    如果按照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搞改革開放,一定會翻船,弄巧成拙,就像羅馬尼亞、烏克蘭、俄羅斯等一大批原社會主義國家和本來就搞市場經濟的非洲與拉美髮展中國家那樣,通過盲目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去監管化」的改革開放,把自己在社會主義時期或民族獨立後依靠國家力量建立的工業、科技、教育基礎幾乎全部葬送,淪落為農產品和資源出口國。而且中國還沒有什麼資源可以廉價出賣,即便地下有也沒有技術和資金可以發現和開採。

    因此,如果鄧小平當年沒有果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沒有勇氣和眼光繼承毛澤東時代打下的政治基礎和國家能力,利用很多看似反市場的社會主義制度紅利,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也絕不可能引爆一場震撼全球的工業革命,迅速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反而會是像烏克蘭、埃及、利比亞、巴基斯坦等國那樣仍然在黑暗中摸索,重複着晚清和民國時期經歷過的專制-民主-專制和貧困-暴亂-貧困的死循環。

    換句話說,經過晚清洋務運動失敗後50年風雨飄搖、辛亥革命後40年的軍閥混戰和內憂外患,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將這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從泥淖中拉出來,使之起死回生並實現了大範圍的現代化社會改造,這項居功至偉的功績是改革開放以後實現經濟超高速增長的政治基礎。

    鄧小平英明地繼承了這個政治基礎。而這樣的政治基礎,西方主流經濟學、新自由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是看不見的。這是為什麼這樣的流行理論無法指導落後國家實現工業化,無法解釋歷史上的工業革命,無法解釋中國崛起。

    這就涉及到人類社會工業革命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問題。

    工業革命一定具有它自己的普遍經濟規律,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麼政治制度迥然不同的國家都能夠實現工業化,比如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瑞典、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等。

    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對待人類歷史的的基本態度,不同的民族都可以按照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去創造出現代科學技術與工業文明。

    本文根據媒體對文一採訪整理,受訪者系前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講席教授、曾供職於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高級經濟學家兼助理副行長。本文原載於《觀察者網》,略有刪減。本篇為系列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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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香港01》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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