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 鳴:必須正視中國從非常態復甦走向常態增長的四大制約因素

尚 鳴:必須正視中國從非常態復甦走向常態增長的四大制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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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經濟恢復性增長超出預期,各行業盈利均好於去年同期。1-4月份,41個工業大類行業利潤按年均增加,其中有10個行業利潤增速超過100%,佔24.4%;14個行業利潤增長50%-100%,佔34.1%。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25943.5億元,按年增長1.06倍,與2019年同期相比,利潤增長49.6%,兩年平均增長22.3%。尤其是產業鏈上游的企業受市場需求改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因素推動,增長非常迅速,1-4月份採礦業利潤按年增長1.03倍;原材料製造業利潤按年增長3.66倍,前期恢復較慢的餐飲、旅遊等行業都快速復甦;高技術製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大幅增長……多項指標顯示,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不斷增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修訂2021年中國經濟增速,把中國全年的經濟增速預期提高到了8.4%。在恢復性增長的樂觀情緒和看多的市場氛圍中,下一步能否從「非常態」復甦走向「常態增長」,特別是能否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況下,在美歐等主要經濟體疫情控制以後,能不能持續穩定的發展,保持中高速的增長態勢?能不能從投資導向型轉向消費導向型,從高碳的生產方式轉向低碳的生產方式,從傳統的產業向高端的產業轉型。我覺得仍面臨着一系列的制約因素和不確定性,需要正視問題,穩妥應對。

一是我們的發展環境發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革。疫後中國經濟面臨眾多不確定性,最大不確定性、最大的挑戰來自美國對中國的打壓遏制,來自中美對抗引發的國際政治經貿格局的變化。經過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貿易戰中的摸索和極限打壓,拜登上台三個月的評估,美國已形成了一套應對中國崛起的新戰略。美國兩黨共推的戰略競爭法案、無盡前沿規則,動用所有戰略、經濟、科技和外交工具抗衡中國,非常細緻地部署了在各個領域打壓遏制中國的戰略和策略,是冷戰後美戰略目標的重大調整。美參議院5月份通過的《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是美國曆史上罕見的針對某一特定國家的一攬子法案,預示着拜登政府正在很大程度上繼承前任的對華政策方針,並試圖從立法層面對中國形成多方位的制約和圍堵。拜登上任後首次媒體見面會明確表態,中美價值觀衝突是百年之爭,是世紀持久戰。美國國安委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宣稱,美中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接觸」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競爭將是兩國關係新時代的主旋律。美國動用經濟和外交等所有一切工具,不惜代價,不計成本,全方位打壓圍堵中國,目標就是在全球範圍內遏制中國崛起。

如何應對,我覺得這是巨大的挑戰,我們要做好對美長期鬥爭的準備,要打持久戰,要定量分析究竟會影響到什麼程度,從而制訂應對戰略和策略。目前晶片的影響已經顯現出來,不僅是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對全球的影響,我們在晶片需求方面,大約跟美國的競爭,我們能夠達到保證獨立自主的程度還仍然有很大的距離。

二是我們面臨人口結構「兩化」(老齡化、少子化)問題的制約。中國年輕人口佔比早已達峯,當前已經進入深度老齡化進程,這對經濟的影響是極其嚴重的。最近三十年經濟增長主要源於人口紅利,而這一紅利的消失,而且逐漸變成人口負債,會對經濟產生巨大的負面衝擊。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向我們展示了中國人口發展和分佈的若干特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人口老齡化、家庭少子化趨勢加劇。2020年出生人口1200萬,比2019年下降265萬,降幅為18%,不少城市披露出生人口較2019年下降10%-30%;60歲及以上人口佔比為18.7%,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佔比13.5%。根據聯合國定義,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超過7%,意味着進入老齡化社會;達到14%,為深度老齡化;超過20%,則進入超老齡化社會。以此來衡量,中國距離「深度老齡化」僅差0.5個百分點,中國將持續面臨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深的壓力。

人口老齡化加深會帶來一系列問題,一是老齡化帶來最直接、最顯着的問題是勞動力供給數量的減少,以及勞動力年齡結構的逐漸老化。二是對消費產生不利影響,老年人在經濟發展中屬於 「消費型」人口,不創造產出,特別是老齡化提高消費佔比但降低消費增速,並引發消費結構變遷,導致消費需求從製造業向非製造業轉換。三是老齡化會顯着降低儲蓄率,使得形成資本的資金來源減少,從而導致資本的邊際產出下降,預期回報率減少,投資率隨之下降,導致資本存量增長率不斷降低。2010年之前,中國投資率隨着勞動力人口佔比的提升而不斷增加,2010年達到47.9%的歷史高點。2010年之後,隨着中國勞動力人口佔比轉為下行,投資率也開始逐步下降。四是人口老齡化將加大財政壓力,國家支付的退休金將逐年增加,社會負擔加重。 所以「兩化」的問題可能是將來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很大的問題,這需要一系列組合政策應對。

三是疫情影響將改變全球產業佈局的邏輯。全球產業鏈佈局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市場規律長期作用下形成的結果,造就了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這次疫情對全球化產生了巨大沖擊,不僅造成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斷,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貿易與投資下降,客觀上更是加速了去全球化,調整了全球經濟增長路徑, 導致全球經濟日益呈現出政策民粹化、經濟平庸化的局面,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轉向區域化、本地化、分散化。出現了去科技主導、去貿易全球化和去企業巨頭化的政策趨向,特別是美國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在一些重要產業方面強調本土製造,同樣對歐日等西方國家政策導向產生很大影響。疫後更多的國家重視產業鏈的安全性和穩定性,過去它們缺少的東西,可能自己會補。美國政府宣佈將向國內半導體行業投資1500億美元,白宮召集格芯、恩智浦、三星電子以及台積電等19家大公司高管,施壓企業加大在美國設廠,力圖建全球半導體聯盟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歐盟也不示弱,表示會向半導體制造技術發展項目加大投資;韓國政府更是野心勃勃,宣佈將在未來10年在晶片領域投資4,500億美元,建設全球最大的晶片製造基地;日本政府為了擴大日本國內的尖端半導體和蓄電池生產,提出「確保經濟安全」,將增加用於援助生產技術開發的預算,支持企業新建工廠,將於6月敲定的成長戰略的核心方案。一些跨國企業開始實施全球戰略調整,促使供應鏈本地化、區域化,可能會導致一些產品的生產從中國轉移到更接近消費市場的地方。

目前全球疫情防控進入下半場,但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世界各國經濟恢復節奏不同步,主要經濟體通脹水平上升、大國政策變化等因素都可能影響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給中國帶來新的風險挑戰。這些問題和挑戰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和應對,勢必影響中國經濟的持續恢復。面對逆全球化,面對美國推行的去中國化, 我們更需要團結一致,堅定信心,深化改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通過護鏈、補鏈與建鏈,進一步完善我們的產業鏈,增強產業發展韌性和抗壓性,鞏固製造業大國地位,為經濟穩定持續增長提供支撐。

四是「雙碳」目標對我們現在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將帶來革命性的變革。從依靠傳統化石能源的技術體系、生產體系、消費體系,向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傳統能源體系為主的系統變革,這個挑戰非常艱鉅,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説,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人均GDP剛剛突破1萬美元,一方面要實現現代化,另一方面要實現碳達峯、碳中和,壓力和挑戰前所未有。

實現碳達峯、碳中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將會徹底改變我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包括生產與生活活動的空間佈局。據有關部門估算,中國實現「碳中和」目標一共需要一百多萬億元的投資。「碳中和」是市場和政府的雙任務,需要企業和社會全體的參與。支撐走向碳中和的變革需要多方面技術突破、需要技術體系的整體轉型,過去是高碳的生產方式,轉向低炭方式無論從技術的儲備還是各方面的應對還是不足的,我們的創新能力還是有很多的問題。到2030年,企業在這塊的投資可能會很大,但是低碳的技術我們缺乏核心能力來把它研究出來,跟國際上差距仍然很大。強制性的碳指標要推出的話,不僅會影響中國經濟增速,而且對企業發展的抑制作用也是很大的。

這四個方面可能是比較大的影響我們疫後經濟持續復甦的一些關鍵的變量。如果這些問題我們能夠有效地拿出一些應對和解決的辦法,重建「常態增長」的基礎,對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還是非常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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